灼热的心
　　——父亲靳以

章 洁 思

【作者简介】
　　章洁思，显公83世及公37世，天津人。著名作家章方叙之女，1944年生于重庆。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现已退休。著有《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靳以纪传》及若干英汉词典等。近年来发表散文十多万字，作品散见于《散文海外版》、《香港文学》、《文汇报》等报刊杂志。
　　父亲靳以匆匆离开人世时是1959年11月7日，正值五十岁。
　　而我，那年十五岁。注视着当年在万国殡仪馆所摄的照片，我是那么地悲切、无助；可是比起站在我身边瞪着一双大圆眼睛四处张望的三岁妹妹，我又幸运得多。因为，毕竟我有十五年父亲给予的父爱，而她，却只能从想象和梦幻中去寻找了。
　　我以十五年珍贵的父爱，追寻父亲五十年走过的路。我的面前是父亲留下的四十本著作，他亲手编辑过的十几种文学刊物；还有，就是他的朋友、学生，对于他的真情怀念。

一、发表处女作

　　父亲生于1909年农历七月初一，天津。在家中，他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五弟，所以，他又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祖父在东北沈阳打理五金生意，所以父亲三岁那年，就被带到沈阳，在那里一呆十年。
　　北国的冰雪，高蓝的天空，以及美丽的白云，陪伴着父亲孤寂的童年，也促成父亲沉静爱遐想的性格。由于祖父出身贫苦，儿时没有条件读书，而又崇尚读书，所以他不仅严厉教子，为子女创造各种读书的条件；同时，也购置了大量书籍，如四部丛刊，二十四史等等，供自己闲时阅读。父亲在八九岁时，趁祖父外出的机会，他好奇地偷偷溜进祖父的书房，在书海中拿到一本《三国演义》，如饥似渴埋首其中。
　　这是父亲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从此，书本为幼小的父亲展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父亲不再孤独。
　　十二岁时父亲回到天津，回到了众多兄弟姐妹的温暖的大家庭，亦当起当然的“大哥”。不久他进入南开中学。这是一所具有优良开放校风的学校，许多学生都是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人生基础，而父亲也不例外，他同时翻开了生活新的一页。父亲曾这样自述：“喜爱文学是从中学就开始了的，那是由于我的一位先生的教导，看我有一点写作的能力，也喜欢阅读，于是我就算跨上了文学的道路。不过那时候我只热心阅读新书刊，作文稍稍好一点，在学校的文学团体中打打杂，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而已。(我还记得那时我在南开中学，我们的刊物叫做《绿竹》；另外还有一个刊物，叫做《玄背》)”(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在教师的熏陶和文学的氛围中，父亲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当选择大学的专业时，长子的身份令他必须遵从父训，继承父业。而高中二年级时因一场伤寒而并发的风湿性心脏病，亦令他必须听从医嘱，选择南方继续学业。于是，他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的国际贸易系，成了一名商科学生。
　　我手边一张父亲大学时代的照片，年轻的父亲正从照片上望着我 —— 西装领带，风度翩翩。翻过照片，背面有一行蝇头小字：一个人表面的华丽，不如内心的充实。这是父亲亲笔题写的，他把这张照片赠予我的四叔，下面署的年份是1928年。
　　这是十九岁的父亲内心的写照，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他憎恨商场上的铜臭、唯利是图，他乐于助人，不惜倾其所囊。这些品格，或许归咎于他从小在我的祖母和曾祖母身边的耳濡目染。她们勤劳朴素乐善好施的美德，给予父亲很大的影响。
　　在大学的课堂里，他对文学依然倾心。他不断地写，倾注感情地写，写了许多短诗，并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投稿。他这样回忆道：“……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运，居然被编者采用，印在刊物上，让那见不得人的作品和许多读者见面。当时也不知是喜是忧，总觉得有点不平常的感觉在胸中澎湃起伏，而这说不出道不出的复杂感情成了一股力量，把我猛地推向文学的大道。”(同前)那是1929年，他正值二十岁，他的短诗《明天啊，明天 ——》(笔名章依)被采用发表，刊登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杂志第四卷第四十六期上。这是他首次发表的作品。
　　此后，《语丝》杂志又发表了他以同一笔名写作的短诗《寄 ——》、《忆 ——》等等，旋即，父亲转向小说创作。他这样评判自己：“感情是一时的，现实是永远的，从感情上出发，作为一个诗人，在感情上得到片刻的满足和欣悦；而当感情的渣滓沉下去，现实在眼前就显露出来了。那不合理的社会正大张着它的嘴，使我不得不闭上我那吟哦的嘴，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面对着丑恶的现实，抛开诗人的头衔，做一个小说工作者，我甚至舍弃了我那诗人的署名，另外用了至今一直还在用着的笔名，这个笔名，也代替了我的学名。”(同前)
　　父亲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偕奔》写于1929年10月4日，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三号上，署名靳以，时值1930年3月10日。
　　笔名“靳以”的“靳”字，取之于祖母的姓。祖母是个不识字的旧中国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与祖父成婚后称“章靳氏”。父亲原本的学名是“章方叙”，他的笔名，除了“靳以”外，也曾用过“方序”，“苏麟”，“陈涓”等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前者，并用“章靳以”代替了以前的学名。

二、开始文学生涯

　　1932年，父亲大学毕业。当他戴着商科学士的方帽子向大家微笑之际，他在心中已经做好了背叛的决定：背叛自己所读的专业，背叛祖父要他继承父业的殷切期望。跨出复旦校门，他就直奔北国哈尔滨，与正面临生意倒闭的我的祖父开诚布公，协商良久。他毅然拒绝祖父为他铺设好的康庄大道 —— 一份优厚的银行业工作，而决心以文为生。
　　1933年夏，父亲来到北平(即北京)，跨出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
　　这时刻，他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灼热的心，他开始为自己选定的文学事业热心地忙碌起来。
　　他先租下了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前院的一套房屋，作为自己的住处，也作为正在筹办的《文学季刊》的编辑部。
　　他去到燕京大学请来郑振铎先生，与他一同挂帅主编。父亲这样回忆：“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指郑振铎）拒绝，没有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快地说出来《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
　　而四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巴金先生此刻也来到北平，于是父亲邀他同住同看稿。诗人卞之琳先生也过来与他们同住。
　　于是，这个毗邻北海公园的小院落，因为有这些充满抱负的年轻人加入，而变得热闹起来。
　　且听巴金先生对这段时期充满感情的回忆：“我在三座门住了几个月。每天晚上，对着一盏台灯，我们(指巴金和靳以)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工作到夜深。有时我们也放下工作闲谈，谈各人走过的道路和生活里的悲欢。他的正直、纯洁、善良、诚恳、直爽抓住了我的心。那个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都带了点忧郁的调子，他的忧郁气更浓……但是我看见他那么热心，那么负责地进行季刊的编辑工作，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友情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发展的。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我们的友谊也越深。”(巴金：《他明明还活着》)
　　卞之琳先生也有详尽的叙述：“1933年暑假，为了筹备《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前院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厨房、厕所、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家住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和靳以同桌看稿。西諦（即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内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门庭若市，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常来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的一些，也常来聚首。1934年夏天，我们组成一个附属月刊(即《水星》)，名义上的编委会，决定了就挂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和我六个人的名字……靳以挑了大小两刊（即《文学季刊》和《水星》）一个编辑部的重担，还能照常从事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写短篇小说。”(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
　　是的，除了编辑刊物，父亲一直都在勤奋写作，他写了《群鸦》、《去路》、《青的花》、《变》、《沉落》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33年10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圣型》，其中《圣型》亦是他的成名作。
　　《圣型》写的是父亲在哈尔滨的亲身经历。从一开始拿起笔来，父亲就以真情写作，他写道：“尽了我的力量写出真的情绪，甚至在写着的时候把泪落在纸上的时候也有。”(《圣型》序)1994年，在父亲去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诗人牛汉先生特别提到《圣型》，他回忆当自己还是一名中学生（1938、39年间），流亡在陇南山区一所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内读书时，从图书馆借来这本《圣型》，他说：这本书给他的感觉是“异常的温暖”，这温暖“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冷却，仍温暖地存聚在心里”。他还说道：“靳以作品的语言和情感所醸成的氛围，是那么地柔和而亲切。”这抒发他作了一首小诗《灯》，他又继续说道：“这首小诗是我在寒夜读《圣型》时即兴写的。我默默地感谢，世界上有个作家叫靳以，他为我寒冷的心送来一盏灯，又红，又亮，又暖。这盏点在我心里的灯，一直没有熄灭。”(牛汉：《一个温暖的人 —— 感念作家靳以》)
　　我想，年轻的父亲若知他初期的成名作被读者誉为一盏又红、又亮、又暖的灯，并在几十年后，一直没有熄灭，他的心也会倍感温暖。

三、从北平到上海

　　由父亲和郑振铎先生共同主编的《文学季刊》于1934年1月1日正式创刊，它由北平立达书店出版，创刊号厚达三百六十多页，初版一万本，后又再版多次。
　　关于《文学季刊》，它被出版家赵家璧先生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第一种每期五十万字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刊物栏目分创作小说、诗、散文、剧本、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等。每期目录，都排得满满地占了两页，每期字数都在四五十万字左右。这样一种大型的专刊创作的文学期刊，在我国文学期刊出版史上，靳以是首创的编辑。”(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由于《文学季刊》编得顺手，销路又好，于是又一份刊物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内问世，它就是1934年10月创刊的《水星》，一份纯文学月刊。它实际是《文学季刊》的附属刊物，两刊的稿源是一个，并出自同一个编辑部。
　　多年以后，许多老作家在回忆他们的第一篇作品问世时，都温暖地想到《文学季刊》和《水星》，也温暖地想到北海的三座门，还有三座门里年轻热情的父亲。方敬先生就曾怀念地写道：“靳以喜欢交朋友，重友情，真够朋友。编刊物，他作为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就简直是朋友的关系，在北平编《文学季刊》和《水星》时，他住在北海三座门，坐上客常至，有些作者是老朋友，又新结识很多作者。他关心作者和他们的写作，作者也关心他和他编的刊物。你一经成了朋友，便随时随地都很念旧，以后他编任何刊物总不忘热情地向你约稿。”(方敬：《红灼灼的美人蕉》)
　　那时，常来常往于三座门的有当时在清华大学求学的辛笛先生，他是父亲南开中学的校友，后来成了九叶派诗人。还有父亲中学时代的同窗把兄弟万家宝先生(即曹禺)，他也是清华学子，他常与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同窗女友郑秀结伴同来。沈从文、李健吾、萧乾、何其芳、李广田、蹇先艾等也是这里的常客。而1935年第一次从上海北上组稿的赵家璧先生，经郑振铎介绍与父亲相识，住进三座门后，就得到父亲热情的接待。他在三座门与父亲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父亲为他安排了许多与北京文人相见相识的聚会，他对父亲的热情诚恳，重视友情，深为钦佩。他亲眼目睹父亲专心致志于文学期刊的编辑，从此引为自己事业上的一个知己。
　　《文学季刊》出到八期被迫停刊，《水星》则出了九期，共历时两年。因为，“最初，稿子没有发生过问题；后来蒋介石的爪牙伸过来，把上海和南京的那一套全搬过来了，开‘天窗’，抽文章的事就逐渐多起来；文化特务也时常来麻烦，最后还是停刊了事。”(靳以：《和振铎相处的日子》)此后，父亲来到上海，他受赵家璧之邀，为其供职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筹备编辑一本新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季月刊》，这是他与巴金第一次正式合作主编刊物，三座门里建立的友情在加深。此后，他们有过多次亲密的合作，都是十分融洽，不分彼此，不计得失；直到共同主编解放后的第一本大型文学期刊《收获》，直到父亲辞世。
　　此刻的父亲，正以每年两三本集子问世的递增在前行。《圣型》之后，1934年至1936年间他共有七本小说集出版，它们是：《群鸦》、《青的花》、《虫蚀》、《珠落集》、《残阳》、《秋花》和《黄沙》(除《秋花》是中篇外其余均为短篇集)。他的笔触，也从抒发个人感情，开始跨进社会更广大的圈子里去。
　　到上海后，父亲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并在一些宣言上签名，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如与巴金、吴组湘、张天翼、曹靖华、黎烈文、胡风、萧军、萧红、黄源等六十三人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表明自己坚决抗战的决心。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父亲参加了守灵，并派定为抬棺人之一。他与其他十一名文学青年一同把灵柩抬进柩车，并一路护送。到了万国公墓，再把灵柩抬入墓穴。他当时意识到：“从此以后我的肩上就总像负了一个重担，我时常提醒我自己，必须小心地迈步，走一条正路，不是为自己，为了和我一同负载重担的人，为了随在我们身后的比我们年青的人。”(靳以：《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
　　父亲就这样向前走去。

四、战火燃起

　　《文季月刊》在赵家璧先生和两位主编(父亲和巴金)的热情推动下，于1936年6月1日在上海诞生了，创刊号厚达三百六十四页。封面上端，醒目地用二号黑体大字印着“巴金靳以合编”的字样，这是赵家璧先生从欧美日本著名严肃的纯文艺刊物借鉴过来开创的。
　　经过千辛万苦筹备而问世的《文季月刊》，刚刚开始它有声有色的生命，不想短短七个月就夭折了。在它创刊的同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种期刊，被国民党政府用一纸禁令同时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巴金：《怀念黎烈文兄》)
　　虽只短暂七个月的生命，“《文季月刊》在现代文学期刊出版史上，仍然占有光辉而重要的一页。”(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它发表了女作家罗淑的处女作《生人妻》，而令其一举成名。它还精彩地留下三部大作品的连载：巴金的《春》、鲁彦的《野火》和曹禺的《日出》。它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茅盾、丁玲、草明、欧阳山、萧红、荃麟、刘白羽、田涛、沈从文、叶圣陶等等。这些作家在这仅仅七个月生命的刊物上，留下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存的作品。
　　1936年12月份上海街头萧瑟的寒风，并未吹灭父亲心中熊熊燃烧的编辑刊物的火焰。《文季月刊》之后，他立即又投入工作，三个月后，即1937年3月，由父亲主编的《文丛》月刊又在父亲手中灿烂地绽放出它新生的花朵。该刊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文丛》在上海只出了五期，这时，日本侵华的战火燃烧到上海。“八·一三”事变以后，为适应战时之需，四种大型进步文学月刊：《文学》、《文丛》、《中流》和《译文》联合创办了一个小册子形式的文学期刊《烽火》，发起人是茅盾、雪峰和巴金等人。该刊初由茅盾、巴金任编辑，不久茅盾离开上海，就由巴金和父亲任编辑。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刊物的出版变得异常困难，于是巴金和父亲携着《烽火》和《文丛》远走广州去继续他们的工作。父亲曾这样回忆道：“我们的工作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敌人的轰炸也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我们是在敌人轰炸的空隙中间工作的，有时，就是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我们也还在工作。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工作的愉快，捧出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衷心地感到做了一点事的喜悦。”(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这时，父亲为配合抗战编辑了一套二十种的《烽火小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售。因战时动荡之故，出版辗转三地：上海、广州和重庆。此套小丛书内有三册为父亲所著，其中第十种《我的家乡》为人所不闻，因只剩孤本一册，至今连同内页上留存的，巴金先生当年匆匆用毛笔给父亲写就的短信，留给我永久的纪念。而其余从广州运出的五百册书，全部在战乱中毁于一旦。《我的家乡》内收入父亲多首诗作，其中同名长诗是在天津陷落后五日，1937年9月27日愤笔写就的。诗中猛烈抨击宋哲元的不抵抗主义，同时寄寓自己对家乡沦陷土地及人民的深刻眷恋。诗写毕因战乱未能及时发表，与读者见面已是在第二年延误了八个月才出版的《文丛》第六期上。
　　这是父亲第二次编辑丛书。第一次是在战火未起之前为良友编的一套《现代散文新集》，共八册，他亲自为每册书撰写了广告词。八册书中有两册是作者的处女著，其一是方敬的《风尘集》，其二是严文井的《山寺暮》。这两册书一直为作者所感念。严文井说到他当年去延安参加革命时，领导上就因为这本《山寺暮》，才把他调到鲁艺教书，从此才和文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文学，带给父亲的是工作的辛劳，生活的不定；可父亲从中又获得多么大的愉快啊！他结交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的内心感到无比充实。

五、“投身到众人之中”

　　1938年的上海，沪战犹酣。英勇的十九路军浴血奋战，然终寡不敌众。当上海最后的一线希望沉入海底时，父亲只得和许多人一样，含着悲愤踏上离程，奔赴内地。
　　他们是一行四人：父亲、巴金，以及各自的女友，高中刚毕业的陶肃琼(后成为我的母亲)和陈蕴珍(即萧珊)。一年前，早已是巴金小友的陈蕴珍把她的同班好友陶肃琼介绍给父亲，这两位爱国女中的抗日热血青年不愿呆在上海当亡国奴，所以就跟随她们各自信任爱慕的大朋友去内地求学。
　　船到香港他们又同赴广州，然后就俩俩分手。陈随巴金去桂林，陶随父亲去重庆。
　　我的父母，踏上了一条艰苦的旅程。
　　离开上海是盛夏，然到达重庆已是初冬。他们一路目睹战火、轰炸、离散、死别。在这艰难的途中，父亲捕捉着每一个镜头，作为他写作的素材。人性在生死关头的各种暴露各种扭曲，令他遏制不住地写，一路不停地写。他的杂文集《人世百图》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他身边，还携带着在上海刚刚开笔，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前夕》。而这之前，他不但写短篇小说，也写散文，并出版了《猫与短简》、《渡家》、《远天的冰雪》、《靳以短篇小说一集》、《我们的血》等多部集子。
　　终于到达重庆。此刻着一身夏衣的父母，在朝天门码头的寒风中显得分外狼狈。前来接应又善开玩笑的我的二叔，笑称父亲是个“文丐”。于是，为求生计，父亲接受了当时内迁重庆的母校复旦大学之邀，走上讲台执起教鞭。
　　教书原非父亲本意，然却对父亲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父亲后来这样回顾：“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成一体了。”(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父亲一周任课十二个小时，学生上课采用选课制，父亲的课每次总被学生早早选满。一到上课，只见教室内外都坐满站满了人。学生回忆说：“他选的教材大都是新文学作品，他讲课不只是干巴巴地传授知识，而是以自己的鲜明爱憎和思想感情感染学生，有时讲到激动处，脸会涨得更红。”“他当时只有三十岁，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下课时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课堂，就像个年长的大学生。他待人热情、诚挚、亲切，同学们都愿意和他亲近。凡是到他家去看他的同学，他都热情接待，和同学谈话时使你感到他不是老师而是一个朋友。他关心同学，爱护同学，支持同学的进步活动。他常说他爱和追求进步的年青同学在一起，从他们身上他感受到朝气，给他以追求光明的力量，看到未来的希望。”(姚奔：《悠悠岁月 怀念绵绵》)
　　他被学生聘请为两个进步读书会“抗战文艺习作会”和“读书会”的指导教授。他为学生签字担保吃饭的贷金，为学生批改习作，鼓励他们向自己主编的刊物投稿。他的许多学生，也就是这样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
　　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每个晚上，父亲小屋的灯总是亮着。夏天的酷热，蚊蚋的叮刺，植物灯光的强热，以及冬天的寒风，从屋子缝隙上下左右吹进来，使父亲不得不用棉被把腿包住，以维持自己的手不因寒冷而战颤。……父亲就这样，完成了长篇《前夕》，也捧出了散文集《雾及其它》、《火花》、和短篇小说集《洪流》、《遥远的城》；并在不断写着《人世百图》。
　　1939年夏，他与陶肃琼结婚，次年生子。
　　来到重庆不久，父亲就被邀为重庆的《国民公报》编辑一个文艺副刊。讲好稿件全部可由父亲自主，但没有编辑费，只发稿费，于是《文群》副刊也就这样诞生了。
　　在《文群》创刊号上，首先开始连载的就是女作家罗淑的短篇小说《阿牛》。接着，读者欣喜地发现，一个个他们倾慕又喜爱的作家名字，连同他们的作品，源源不断出现在这块小小的版面上。他们是巴金、艾芜、曹靖华、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等，于是，这份报纸越来越为读者爱不释手。它，犹如漫漫沙漠中的一块美丽绿洲，给予抗战时期读者滋润的渴求和精神的慰安。
　　当父亲的一群爱诗的学生姚奔、邹荻帆、曾卓、冀汸、绿原等人创办了《诗垦地》，父亲立即以最大的热情给予支持，他每月让出《文群》的版面，让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园地与读者见面。而此刻父亲已被复旦大学伪教育部无理解聘，远在千里以外的福建小山村中，但他仍坚持《文群》的工作。半个世纪后，冀汸先生在他的长篇纪实回忆录《血色流年》一书中，充满感情地回忆当年，他这样写道：“靳以先生虽然已经离开四川，仍然担任着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的编务。他定时让出一期《文群》的版面作为《诗垦地》副页，让校园内的墙头诗有机会走向社会和广大读者见面。这群诗人的成长得到了先生最有力的支持。这是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的事情。”
　　《诗垦地》在《文群》的版面上出版了二十五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而《文群》则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坚持了四年多的时日，过了它五百期的生日。

六、来回福建重庆上海

　　“这时正是皖南事变，几个教授以思想不稳的罪名被迫离校了，我自己也在十二个导生中十个离校之后，被伪教育部明令解聘了。”(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父亲开始了他不安定的跋涉。他远走福建，来到永安附近福建师专所在的小山村执教，任文史地科主任。他还在友人黎烈文主持的改进出版社，接替刚离闽的王西彦主编杂志《现代文艺》(第四卷至第六卷第三期)。在这远离都市的穷乡僻壤，他不甘寂寞，着手编辑一套六种的《烽火丛书》，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编辑了一套《文艺丛刊》。另外，他还为南平的国民出版社编辑了一套《文学丛书》，所收多为无名文学青年的作品，有《红灯》(李满红)、《给爱花者》(姚奔)、《奴城传奇》(令狐令得)等。
　　福建山村的生活极其艰苦，吃的是半价红米，又霉又多砂子，三餐都是黄豆佐食，另还有小伤寒和疟疾时刻伴随，缺医少药。夜间，野兽在住房四周出没嚎叫。但父亲丝毫不以为苦，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结集成《鸟树小集》、《沉默的果实》出版，他也捧出不少短篇小说，后收入集子《众神》。尤其是，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热爱文学，与他心灵相通的学生，他喜爱这些非常穷困而学习刻苦的学生，他心已足矣。
　　当年他的学生郭风感激地回忆说：“我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习作，包括诗、散文诗乃至小说，是经过靳以师在报刊上发表的……他还把我的作品和其他同学的作品，寄到当时在桂林由王鲁彦、熊佛西所编的文学期刊上发表，有的作品还代寄到昆明的文学刊物发表。他尽力推荐(包括我)的作品，到当时国内大型文学期刊发表，不用说，对于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郭风：《忆靳以师》)
　　在福建执教两年半，因复旦新换校长，在好友马宗融的保荐下，父亲又回复旦。父亲是带着福建师生依依惜别的深情，在他们的一路相送之下，踏上归途的。
　　这时的复旦，已改为国立，并搬至夏坝，规模要比原先在黄桷树大许多。
　　父亲重逢了许多旧友，尤其是几年前刚到复旦结识的好友方令孺先生，这时见面更是分外欣喜。
　　不久，好友巴金夫妇也从桂林来到重庆，居市内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内。他俩一得空闲，就双双从北碚摆渡来到夏坝，与父母相聚。就在那时，他们与方令孺先生在我家邂逅，并结成一生好友。
　　回到复旦，父亲除了教书，指导学生习作，写文章，还参加一些进步的聚会，如“北碚聚餐会”，此为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一个小小组织，它的成员有陶行知、周谷城、马宗融等人。在聚餐会中，大家时常在漫谈的名义下交换一些意见，对一些事件表示意见，以及在一些宣言上签名。
　　1945年3月，复旦发生“谷风事件”，7月，又发生“覆舟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正直的父亲鲜明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国民党反动特务作坚决的斗争。尤其在“覆舟事件”中，三名溺死的学生，其中一名正是父亲的学生，名叫束衣人。事发以后，父亲不仅含着悲愤参加学生活动，并为束衣人奔走联系，为其出版遗作。他还亲自为这位21岁的年轻生命撰写序文。
　　8月15日，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父亲随校回沪，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
　　此时，形势日益严峻，斗争更加激烈。父亲参加了由进步教授张志让、沈体兰、曹未风、李正文等人组织的，拥有八十多名成员的“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他并与进步学生一起，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等运动。
　　父亲与三十八名教授一起联合发表《大学教授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并发表致司徒雷登大使函(与复旦三十一名教授联名)，强烈抗议并痛斥北平美兵强奸女生案。
　　对于特务在校内的暴行，他亦深恶痛绝，他与其他教授(洪深、陈望道、潘震亚、陈子展等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此次学生请愿的意见》等等。
　　此外，他被请作复旦大学“缪司社”的指导老师。该社是地下党领导的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综合性的学生文艺团体。父亲热情指导“缪司”的活动。他还被请作学生新诗诗社“向太阳”的指导老师。他请来胡风等作家为该诗社开讲座，还在自己家中聚会。当学校训导处要取缔“向太阳诗社”时，他站出来保护学生。后来“向太阳诗社”改名为“火把诗社”，他仍然担任指导老师。
　　解放前夕，父亲参加护校活动，他作为“教授会”的负责人之一(另二位是张志让、陈望道)，积极开展工作。为此，父亲的名字被列进反动派的黑名单。临近上海解放约一个月，他只能躲避在大学同学康嗣群的家中。
　　回到上海以后，父亲依然热心他的文学活动。他接手兼编上海的《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他还与叶圣陶、楼适夷、梅林等人合编文协刊物《中国作家》，并由友人曹未风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辑。
　　这期间，父亲的《人世百图》结集出版。他还出版了中篇小说《春草》，短篇小说集《生存》、《黑影》，以及散文集《血与火花》、《红烛》。

七、最后的十年

　　如同许多热爱祖国、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和喜悦迎来了解放，并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美好的希望。他由衷地感到：“我好像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里。”“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靳以：《幸福的日子的开始》)
　　这一年，他正好四十岁。他不会想到，生命于他，只剩十年。
　　铁路尚未修好，他就赶着到北京去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他和老友欢聚在毗邻三座门的北海，他们是五个好朋友：巴金、曹禺、李健吾、陆申和父亲。新中国的阳光普洒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照片，在这一刻把他们明朗的笑容作了时代的定格。
　　此后，父亲的足迹遍布四方。
　　他参加了嘉定的二十军英模大会，又赴京出席了全国英雄模范大会。
　　他参加作家访问团访问老区山东鲁南，还把足迹留在淮南矿区，那五百公尺深的矿井中。他又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战地访问四十天。
　　安徽大别山区佛子岭水库的工地和东北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厂房都留有父亲不倦的身影，他在那里体验生活各三个月。
　　他还曾搭乘我国自己制造的“民众轮”溯长江西上，到武汉重庆等旧地重游。他并参加作家赴工业战线访问团，把足迹留在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工业城市。
　　最后，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行程五十天。
　　十年中，父亲抒写了一系列反映新中国建设日新月异变化的散文，充分体现五十年代作家的时代风貌和纯洁情怀。他出版了集子：《光荣人家》、《靳以散文小说集》、《祖国 —— 我的母亲》、《佛子岭的曙光》、《过去的脚印》、《向茹尔宾一家学习》、《工作、学习与斗争》、《江山万里》、《心的歌》以及《幸福的日子》。
　　解放后，他曾在夏衍组织的“电影文学研究所”(后改为“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理事主席(另两位理事主席是夏衍、周而复)，他还受托接编《小说》月刊(从四卷下半卷起)。
　　他曾担任平明出版社特约编辑，并为该社编辑了一套《新中国文艺丛书》。
　　他曾受教育部调遣，到沪江大学担任教务长，进行该校的整顿及并校工作。
　　1953年，父亲离别了前后任教约十年的复旦大学，调入华东文联工作。他最初担任创作研究部工作，后又兼代秘书长。年底，华东作家协会成立，他担任协会常务副主席。后改为上海分会，仍任常务副主席。
　　他最后与他的文坛好友巴金共同主编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这也是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本大型文学刊物，由中国作家协会直接委托。父亲亲自为其取名《收获》，并邀从来都“彼此信任”(巴金语)的文坛好友巴金共续以往合作，一同挂帅主编。从1957年7月到1959年11月父亲去世，短短两年的编刊历程，十五本厚厚实实的《收获》，诉说着其中多少兴奋、激动；多少风雨、坎坷。就是在形势风云变幻的时刻，父亲纵然有过疑问困惑，还不得已每天奔往于国棉一厂(下放劳动)和《收获》编辑部，挟着满身飞花气喘吁吁，他还是坚持编刊。因为他有一颗灼热的心，他爱刊物，爱《收获》，爱他毕生从事的文学事业。
　　1959年11月7日凌晨，父亲终于不堪重负，因心脏病的第三次复发而离开人世，离开了他一生热爱而倾心的文学事业。

　　我以十五年珍贵的父爱，追寻父亲五十年走过的路。岁月悠悠，今年正值父亲辞世四十五周年，也是父亲诞辰九十五周年。记得四十五年前，为父亲诊治的医生告诉我说，父亲死后观他的心脏比常人要大许多，意即已扩大到极限。这是医学的看法。可从此我的眼前，挥之不去的是父亲那颗硕大的心脏，它曾经那么热烈，包容一切。它真的停止跳动了吗？我想起方敬先生的话：“……我看到的靳以就是一颗强烈地跳动着灼热的心，使别人的心温暖、活跃。……一颗跳动至今而且将永远跳动的灼热的心。”(方敬：《红灼灼的美人蕉》)
　　我想父亲的心还在跳动，跳动在每个怀念他的人的心中。
　写于2004年7月13日至25日酷热中

(载2004年8月出版《上海作家》第三期，又载2005年2月出版《新文学 史料》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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