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瀛洲情结

章亚光
　　何谓“情结”？《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之一，是指“深藏心底的感情”(第5版第1115页)。绩溪县瀛洲村是我的老家，我不曾“数典忘祖”，对瀛洲村怀有深厚感情，故心底有了“瀛洲情结”。本文先从“4·2”会议说开去。文中所涉章姓人，一般不写姓氏。

一、“4·2”会议实录

　　2006年4月1日，老家瀛洲村汪明打来电话，说杭州本型、熙德父子来了，赞助1000元钱，他和渭尧意见是请他们吃餐中饭，如我没有意见要我也去，本型父子也想与我见见面(最先与我取得联系的瀛洲始祖运公后裔有：杭州本型父子，淳安本达，美国章群，北京熙康，云南恒毅，连云港宗孔等人)。我回答：“没有意见，明天一定来。”电话筒搁下之后，我立即想到要利用明天陪侍吃饭的机会，先开个修谱筹备会，将班子组建起来。当晚，对主事和主编人选也反复考虑，打算要渭益和基丰分别担当，但当时不知道未叫他俩参加陪侍吃饭。
　　我在职时，打听到湖村铁昭家有部章氏族谱。1997年1月27日，专门派车去湖村找着铁昭，铁昭讲族谱是日高家的。他(还有兴回、程光宪，共3位老先生)陪我去日高家，借得绍兴贻贤公于清末编就，其后人于民国八年(1919)印行的《章氏会谱》，有4编、24册、约3500页。我将它全部复印，并花了很长时间来阅读。那时，我就想到老家修谱的事，后听说渭尧他们已在搞了，感到很高兴，且望眼欲穿，乐观其成。但是，他们从1995年着手整理族谱，至1997年12月搞成《章氏祖谱》(下称“祖谱”)1稿；2001年2月搞成2稿，用了6年时间，共整理出约30页谱稿(见“祖谱”中《祖谱的意义及其来历》)。至2006年4月，又过去5年，不见有后续动作。2002年1月8日，渭尧也给我一本缺页的“祖谱”，有16页，我如今还留着。我，2006年71岁了。1995 - 2006年，过去了11年，我们还有几个11年呢？我对老家修谱事心感焦虑。再说，“祖谱”中的排行，2006年我与旧谱核对，发现25个字错了2个，其中煇错为辉，錞错为镐。錞字右下方的子字，老谱是个回字，他们错认成镐字了。我对此种差错也深感不安。此前的2003年3月，我据“祖谱”中的排行，写成《从瀛洲章氏排行说开去》一文，收入《徽州古村落——瀛洲》(下称《瀛洲》。我主编，基丰副主编。见第73页)。金华克难宗亲于2005年9月23日来时，我给他一本《瀛洲》，他也据此将瀛洲章氏排行收在其编著的《章氏家族纵横》中(见第33页)，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
　　话说回来，当我接了汪明的电话后，深感修谱是一项大工程，没有一个班子是不行的，故决定明天伸(方言，义同“兴”。下同)个头，先组建修谱班子，然后开展修谱工作，使瀛洲章氏族谱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修成付梓。现存的乾隆版和民国版都是谱稿，不曾付印。
　　4月2日，我吃过早饭后坐汽车去瀛洲，车至信用社处，见渭尧和汪明从上村走来了，即喊司机停车。我下车后，就将昨天的构想以及打算要渭益主事、要基丰任主编告诉他们，他俩连声称好。我又问他们叫了哪些人来陪侍吃饭？他们回说叫了村干部胡明义(支书)、建辉(大村村委)，再是绍雄，加上我们3人。我问渭益、基丰叫了吗？回说没有。我当时手中拿着用蛇皮袋装的纸角和挂钱纸需要送回家，就说先和本型父子见面后再进去叫他俩出来商量修族谱的事，并参加陪侍吃饭(我们3家在村北，原属一个队，是左邻右舍)。3人边走边谈，到了村头龙山大酒家，见胡明义、建辉、绍雄已到了，绍雄朝楼上喊本型父子下来，并向他俩介绍了我，我就与他俩分别握手问好。随后，我拿着蛇皮袋先回家，再去叫基丰和渭益，渭益出去做事了，我要其妻子待渭益回来就去村头饭店开会。基丰和我一起出来，我们在店堂里等了一会，渭益仍未到，我提议与汪明陪本型父子到运公墓上去祭拜，又叫基丰再进去看看渭益。从运公墓回到饭店，渭益还未到，此时已11点钟了，就请大家坐下来开会。我开门见山，说昨天汪明打电话通知我来陪侍吃饭，我要渭益、基丰也来，想趁此机会邀请大家先来开个会，组建个班子修族谱，并讲了我对几项重点事情的设想。此时渭益赶到了，我又把刚才讲过的话再简要重复一遍，与会人员都没有异议。接着，我就提议编委会由建辉为主任(他是村干部，挂个名。《瀛洲》一书编委会主任也是挂他的名)，渭益为常务副主任，渭尧、汪明、我、基丰为副主任；主编由基丰来担任。我还特别说明，一是明义(他一直在座)是客姓人，作为瀛洲村的村干部也应该支持；二是渭尧身体不好，多照应、照应；三是我住县城，好多事不方便参与，就做点校对和与印刷厂打打交道，以及大家需要我做的事；四是编委会在县城的瀛洲人，我意见是副主任加基渊，成员加竹简、基翰、瑞辛。在村的编委会成员，多几个也不妨，具体人选你们定。大家对我的提议，一致同意，此事算是议决了。我又专门对渭益讲，今天是开个筹备会，由我主持，以后开会，就由你来主持了，如需要我参加，打个电话我一定来(以后多次叫我去开会)。当天的会议时间不长，几乎是我一人在讲，其他人附和。在我们开会期间，熙德先为我们录像，后与其父去了河对面的祖坟，他们回来已12点多钟了，立马开饭。先是大家举杯起立，由我代表大家向本型父子表示感谢，然后一起干杯(我以饮料代酒)，此景熙德也录了像。本型父子回杭之后，还分别打电话给我，表示对老家乡亲的谢意。这餐饭吃掉100多元钱，汪明付款后要我在发票上签的字。记得大家在饭桌前坐好时，熙昊来到店堂，我叫他坐下一起吃。饭后，熙德还送我一盒礼品(记得还送绍雄一盒)。这天，我既是修谱筹备会的主持人，也是陪侍吃饭的主持人。
　　如今，当事人都还健在，真相能够还原。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历史只能是一记一，是二记二，原原本本，实事求是，不能以个人好恶来增减，更不能昧着良心来瞎说。1950年代中期，“阳谋论”出台，真话不敢说，瞎说随之成风，国家受难，人民受难。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瞎说之风依然不止。有些知名史学家也在歪曲史实，“反右”明明全错了，却说是“严重扩大化”；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3000 - 5000万人，却说是1000多万人；对华国锋这位既勇敢果断又忠诚厚道的领导人，也是贬多褒少，显失公允。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等的全力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清除了最高领导层内部的“祸水”，结束动乱，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此举为后来的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国家日渐强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次序是万万不能颠倒的！解放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绝大多数是抓阶级斗争，后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斗、斗、斗，斗掉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斗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是毛公遗留给中国人民的最大教训！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转移，发展经济，国家强了，人民富了，但不讲诚信，民不讲民德，官不讲官德，仍处处可见；假话连天，假货遍地，连食品、药品都敢造假，真是无法无天。要扭转这一局面，恐怕没有100 - 200年时间是不行的！以上是我多年来阅读史学刊物《炎黄春秋》之点滴收获。说假话一害本人，自损名声；二害他人，混淆视听；三害后人，难辨真伪。其实，与会者只要想想：基丰是谁叫来开会的，渭益外出做事为何做到11点钟才赶来会场，不就真相大白了嘛！要说陪侍吃饭，就没有渭益和基丰。是我进去叫他俩出来参加修谱筹备会，会后再陪侍吃饭，这个次序也是不可颠倒的！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2006年4月2日，是瀛洲章氏家族新修族谱正式启动的日子，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我作为此次修谱的伸头人，这是谁也篡改不了的事实！我反对说假话，故在此过滤假话，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我头脑很清醒，作为修谱伸头人，虽然起到了“万事开头难”的作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编委会一班人，尤是主事和主编。族谱修成了，这是主事带领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主编辛劳的成果。还有一个关键性人物不能忘记，时任村长建辉，是他于2002年春天“在村委会保存的旧资料中找到《瀛洲章氏宗谱》”(旧谱稿。见《瀛洲》第58页)，才有后来修成的、相对完整的上卷挂线谱。

二、我对主事与主编人选的考虑

　　对于主事与主修人选的考虑，也不妨说说。先说主事，我之所以提名渭益，是从下列几个方面考虑的，一是他是渭字辈，与渭尧同辈，比汪明高1辈，比我高2辈，比基丰高3辈；二是他系瀛洲中学第一任校长，村中学生多，有一定影响力；三是他当过乡镇人大主席，有一定组织能力；四是他属“六荣堂”的长房后裔。“嫡长继承”，原是维护皇权延续的法则。但是，中国人作兴父辈(此处是泛指，即包括伯父、叔父们)过世后，长房之长子为“大”，古往今来，好像未变。我的堂伯灶德，村人称他“册书先生”。我在祖遗契约文书中看到，我们这一分支的高祖——22世祖惠桂公花银子买了个“册书”(旧时专收赋税)的公差，载明由长房继承。灶德是27世，连续6代都是由长房继承“册书”一职。虽然现在是新社会了，但我之见，修族谱这种事还是要讲点老古套(董)的。所以，在修谱筹备会上，我提议渭益为常务副主任(建辉实际是名誉主任)。后有人要求主任换人，我快速反应改渭益为主任，建辉为副主任。两次提议，没有任何人当面提出异议。我后来才知道有人对此耿耿于怀，但编委会主事一职，我是反复考虑过的人选，不宜随意改变。我是一个“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的人；也是一个平时不愿得罪人，又是在原则问题上不怕得罪人的人。
　　次说主编，提名基丰主要是从文笔方面考虑。在村的退休人员中，就我所知，他的文笔好于他人(不排除我不知情的文笔更好者)。我编《瀛洲》一书时，他写了多篇文章，总的感觉文笔不错，缺点是有的文字下笔过于草率。2005年至2006年间，他寄我《越国公汪华的文学形象》、《胡雪岩早期的文学形象》、《为胡适作传的第一人》3文，附信求我推荐给报刊。我阅后同样觉得文笔不错，只作了少许删节就分别寄给《杭州徽学通讯》主编仇名虎，《黄山日报·徽苑》责编方任飞。他俩也算是我的文友吧。上列3文分别发表后给作者的样刊、样报，也是寄我转作者的。次要是基丰比我们年轻几岁，身体尚好，精力充沛得多。“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替新人趲旧人”，所以我要举荐基丰担任主编。
　　这就是我推荐渭益任主事、基丰任主编的理由。如今，族谱修成了，但没有修好，被行家称为“是本挂线谱，说是族谱名不副实”，加上又有重大差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我作为修谱伸头人，主要人事的举荐人，确有“负罪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三、我为修谱累成病

　　2007年8月22日，我从印刷厂取回新谱打字稿，即今之上卷谱系部分，次日开始校对。主编已校过一篇，我算是二校。一般地讲，经过一校，多数问题都应该改过来了，但我面对的稿子差错仍然比较多，说明一校不够细心。我每天早晨6时工作，中间除早餐外，直至上午11时歇工；下午午睡后接着干。通过我的校对和后期工作，解决了五大问题：一是鍾字辈的鍾字错成鐘字了。鍾与鐘的简化字都是钟，但上卷用繁体，二者就不能混淆。作为排行的鍾，更不能错成鐘。这个工作量很大，要一一用红笔改过来，若一个字漏掉未改，打字员就发现不了，他只看红笔改的字。二是旧谱稿上好多我也不认识的繁体冷僻字和异体字，因打字员文化程度不高，要加上拼音才能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而我又恰恰不懂拼音，所以要在《辞海》中找到字后再找到拼音加上，这事很感吃力。经我的努力，除个别字外，绝大多数冷僻字和异体字都在《辞海》中找到了，并一一加上了拼音(后学会了电脑，又在电脑中找到好多冷僻字、异体字的拼音)。三是好多户的挂线上下不对齐，上一家的子孙排到下一家去了，造成了混乱，我就一一从上至下划条红线，好让打字员改正。四是从章姓始祖韅公至浦城3世祖仔钧公，旧谱只有19代，平均每代高达80﹒63年，这太不可信了，我要求按《章氏会谱》改为49代，平均每代31﹒27年，相对合理。五是上卷谱系的名字字体太细，不醒目，后来加粗，好看多了；下卷效仿。由于校对冷僻字和异体字时高度集中精力，连续作业，9月4日上午出现头晕，到县医院量血压，是150∕80mmHg，回来仍继续校对。9月5日上午是160∕100，也未停工。下午头皮发麻，血压升至180∕100，医生嘱服降压药和停止工作。9月7日，我写信给基丰并转渭益、渭尧等人，告诉上列病况，但仍坚持完成9本老谱稿挂线部分的二校。我是为修谱累成病的！我从未有过高血压病史。高血压病本身并不可怕，能用药物控制，可怕的是此病要损害心脏；一般降压药又要损害肝脏、肾脏，好的降压药价格昂贵，难以承受。对此，我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在此顺便答友人问：我参与校对了，为什么又要在族谱中删掉“校对”一职呢？因为有人视我没有文化，我要有自知之明。我当过10多年的秘书，深有体会：当领导可以没有文化，作报告有人代笔，文章可以“捉刀”，“校对”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所以，我这个“没有文化”之人，编委会副主任可以照当，文章可以保留，“校对”非删不可。

四、我为修谱气成病

　　陆秀夫《瀛川章氏族谱旧序》和舒頔《瀛川章氏族谱序》，本来是我在阅读《章氏会谱》时看到的。因为陆秀夫是南宋王朝的重臣，舒頔是绩溪名儒，顿感这是两份珍贵历史文献。当我仔细阅读后发现有明显错误，所以写成《瀛洲章氏古谱两〈序〉作者及其他》(下称“其他”)一文，连同两《序》全文一起收入《瀛洲》一书(见63 - 72页)。后两《序》被编入“瀛洲新谱”，正因为两《序》有明显错误，为避免误导读者，加上排版又有空页，印刷厂老板小三要我加篇文章进去，以免浪费版面，我就将“其他”收入谱中。主编审阅后认为“其他”错了，他于2008年6月15日打来电话，其论点归纳起来有三：一是运之官职最小，舒頔才将他排在最后；二是舒頔并没有说祖邵是运之之父，颀之是运之之兄，说我怎么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舒頔呢？三是舒頔在《瀛川章氏重建宋郇国公昼锦堂记》中的“运之……钱塘伯之孙也”这句话有随意性。并说“其他”不能入谱。我当即答复他：“其他”不入谱是主编的权力，若说我对舒頔那句话理解错了万万不能接受。这是矛盾的起点。
　　为慎重起见，我特地去请教徐子超，徐说我理解不错。我就写了《我说舒〈序〉有错之理由》，批评他以上论点，特别指出：“运之官职最小，舒頔才将他排在最后”之说，显得很幼稚，凡涉及到人，族谱要按照辈分大小来排列，绝不允许按官职大小或有钱无钱来排列。我早在前面提及的《从瀛洲章氏排行说开去》一文中就说过：“婚丧宴席，同宗人共桌，谁坐上位，谁坐下位，各人都自觉地按辈分入座，东家是不可以按大款、小款或大官、小官来排座次的。否则，东家排错了席位，不仅被受歧视的人视为‘狗眼看人低’，更有甚者会怒掀酒桌，扬长而去，东家还得上门去赔礼道歉。”(《瀛洲》第75页)何况是修族谱呢！舒頔是没有说祖邵是运之之父，颀之是运之之兄，但我是用逻辑推理予以认定的；“随意性”之说更站不住脚。同月19日，他来到县城，我将此文打印件当面交给他。他竟然不屑一顾(看)，竟然说舒頔那句话连小学生(后来信称中学生)都能看得懂，何须请教他人！他不仅用口头语言，且用肢体语言深深刺痛了我！我受此羞辱，气得全身颤抖，越想越气，夜不能寐，终致大病一场，时间拖了几个月，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病却未好。好在友人澄宇用20个字概括我的病症：“受点刺激，气饱肚胀，不思饮食，精神不振，体重剧减(不到110斤)”，请他寓居北京的父亲开了中药方来，服到第7帖就有好转，后才逐渐痊愈。花掉医药费不说，时间过去两年多了，今年1月20日的体重仍只有116斤，没有恢复到病前的123斤(那是夏天，衣服很少；今是严寒，全身“武装”)。我是为修谱被气成病的！也是矛盾的发展。
　　古人云：“树怕伤根，人怕伤心。”我们要学会尊重人，不要想当然，不要自作聪明，不要伤他人的心。前面讲到我在编《瀛洲》一书时，他写了多篇文章，其中《瀛洲怀古》有“运公祖父名琰公，宋宝庆年间(1225 - 1227)进士”句。运公生于1103年，其祖父怎么可能是1223 - 1227年间的进士呢？这是一眼就可看出的明显错误，他怎么视而不见呢？这说明他有粗心大意的毛病。我查历史资料，搞清“宝庆进士章琰”是太平(今当涂)人，并非昌化章琰，所以在该文入书前特地删掉了这句话(见45页)，并向他解释清楚。再是《章氏先人二三事》中有3处可疑之处，我一一在原文后面加上按语：原文“歙州歙县章祁村吾宗也”，按语“章祁村是否吾宗代考”；原文“章业以武功授大司马，由歙南迁闽之建安，业之孙章仔钧……由建安偕子迁浦城”，按语“仔钧之祖父是及，非业。由于历史久远，是非难辨，二说宜并存”；原文“练氏保障建州……这些资料都载入了浦城县志”，按语“古之建州为今之建瓯，现称建瓯市。1990年，当时的建瓯县人民政府在公园广场建‘练氏夫人铜像’(见彩照《历史回眸》)，底座后侧刻有《练氏夫人传略》。练氏夫人事迹载《浦城县志》可能有误”(103 - 107页)。我对他人的劳动，既讲原则，又讲尊重。我老家没有直系亲属了，对旁系亲属中的长辈和同辈年长者，原有1位堂叔，2位堂嫂，以及堂姐夫妇，每年春节，或我自己，或叫儿子，一一上门拜年，年复一年，从不间断，礼虽轻，情意浓。近2 - 3年，有4人先后去世，堂姐夫尚健在，我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这是我对长者的态度。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谙此道者大有人在。尊重他人，尊重长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徽州人愈加看重！我一生受过多次打击，前几次来自“组织”，且年纪尚轻，1988年那次还不算老，扛扛也就扛过去了；这次来自家族内部，年纪又大了，受的刺激最大，身体受到伤害最大，且这种伤害仍在继续，看来是恢复不了了。对此，我有怨有悔。怨自己老了，视力差了，看不清世间人心了；悔，既成事实，悔之晚矣！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万两黄金买不着。我也不悲观，多往好的方面看，世道总是要转好的，人心总是要变善的。有位懂点《易经》的朋友说我“八字”很硬，我不信，但回头看看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我说过，我不猪傻(方言。意为我不犯傻)，如果“其他”一文确是错了的话，我先于2003年收入《瀛洲》、印了1500册，继又于2005年收入《徽州情结》、印了1000册之后，2008年还敢收入《名村与名城》、再印2000册吗？两《序》都附在文末，好让行家对照着看，可到今天为止，4500册书多数在读者手中，除他一人说错了之外，还没有第二人！该文以后连同两《序》发表于《绩溪徽学通讯》，今天打开“章氏家族”网也还能见到，迄今仍没有他人提出异议！因为他还写了《质疑章亚光先生……》一文，又大量散发，到处投稿(不见一家刊登)，我无奈之下才将“其他”寄请我县国学权威程光宪老先生指正。程老先生于2008年7月11日致信给我，还特地另写一纸评语：“‘鱼鲁亥豕’、‘张冠李戴’之谬，古今书籍莫不有之。欲求其真实，则有赖后世有志之士考证焉。章君亚光，对其章氏古谱陆、舒二子之序言提出之质疑，并殚精竭虑加以引证、核实，诚乃劳累不辞，用心良苦也！‘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泥沙始得金’。亚光对其章氏古谱两序错误处之见解、论点，自属正确而毋庸置疑。——邑人八六老朽程学稼阅后感言。2008.7.11.”老先生还郑重其事，在文后盖了两颗朱印：阳刻“程光宪”，阴刻“学稼士”。今年1月28日，许晓骏送来一本有40万字的新书《旅游人生》，作者朱葆琛，杭州人，是我国旅游事业第一代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为国家多位领导人接见外宾当翻译，曾任北京联大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旅行社第一副总、国家旅游局综合业务司司长，译著颇丰。打开《旅游人生》，“文字顾问：许晓骏”7字赫然印在书上。请注意：是“文字顾问”，不是别的什么顾问。如果许晓骏肚子里没有点“真金白银”(方言，义同真才实学。意指真货色，以区别于假货色)，哪敢挂“文字顾问”的头衔！就是这位年轻的许晓骏，是拙著《名村与名城》的“审校”。他不仅认真审阅了拙著中的每一篇文章，且实际参与了一、二、三校，校改了书稿中一些差错；对前列被主编刷掉的“其他”，也仔细校阅了，还对两《序》的标点有少许修正，全文不曾有丝毫改动。我与他相识2年了，常有电子邮件往来，深感他是一位文字功底很扎实的年轻人，我很钦佩这位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
　　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舒頔《瀛川章氏族谱序》中“运之往来父兄宦邸”这句很浅显的古文，他怎么读不懂呢？舒頔《瀛川章氏重建郇国公昼锦堂记》中“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七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这段大错特错的话，怎么也不能理解呢？更有甚者，是舒《序》和《记》中对5代显者的排列，将运公这位长辈排在最末，他却说是运之官职最小才排在最末。说明白一点，舒《序》、《记》是想当然之作，其致命错误是违反了修谱必须遵循“昭穆有序，长幼不乱”的规则，他却在《〈德智堂〉抄本审读》一文中大加赞赏，居然要为舒頔平反昭雪。(见《绩溪徽学通讯》2010年总第12期)他还在文中编造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少年”抢救“抄本”的故事。该“少年”生于1948年9月，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怎么还是个“少年”呢？他作为新谱主编应当知道该“少年”的出生年月，其粗心大意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费解。他以后又继续撰文，步舒頔后尘，也要颠覆“长幼不乱”的规则，居然要对长辈“嗤之以鼻”，真乃“惺惺惜惺惺”了。他写的《瀛洲章氏宗族若干史实探讨》中，回避上一句的“五代显者”，只对下一句的“运之往来父兄宦邸”加以断章取义，这也是他的致命伤。此文虽在《杭州徽学通讯》和《徽州社会科学》上发表，但经我去电邮或信提醒之后，前者因责编另有其人，主编除发来电邮致歉外，还在编辑部会议上主动承担责任，并在刊物上公布；后者是立即发表我的相关文章以正视听，编委会主任及副主编还当面询问我是否还有意见。我分析，他可能没有学过逻辑学(“逻辑学”一词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文人称“辩学”)，所以对“运之往来父兄宦邸”这句话与前句话的逻辑关系搞不清楚，硬说此处的“父兄”是泛指而不是特指，犯了逻辑错误。我在职时写判决书，特别讲究逻辑性，前一句话为后一句话作铺垫，后一句话是前一句话的延伸，全篇文字要服务于最后的判决主文。他对古老的宗法制度也可能不懂。他也应该知道，运公(生于1103年)比舒頔(生于1304年)早生201年，运公重建昼锦堂，怎么可能花了200年左右的时间才建成呢？就算200年前建成，又怎么可能200年后才请人写记呢？假设他不知道运公比舒頔早生201年的话，看看文中的“处士之七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也能推算出这个年龄差的。何况，麒卿(子明之父)实际是运公的8世孙，2人间隔7代，恰好相差200年上下。舒頔对“五代显者”排列错误，可能是其表侄子明提供了错误的族谱，但前列《记》中那段大错特错的话，责任则在舒頔自己了。我从《西关章氏族谱》中获知，舒頔二文是为子明修谱所写，此谱是西关章姓人最早的谱，因尊运公为始祖，故挂了瀛川之名，实与瀛洲并无直接干系。
　　再说，据史料证实：运公生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宣和二年(1120)因避方腊之乱而携祖母、母亲仓促离开昌化，逃来油坑落户。在此前提下，对照舒《序》中的“南渡时(宋朝南渡时间是建炎三年(1129〕置行宫于杭州，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仓部员外郎(指元方公，运公之曾祖父)迁昌化，亦多显者：……运之从事郎。运之往来父兄宦邸，道过瀛川，爱其山水清胜，因置田庄。谓昌化为浙东最僻静处，有势则易以兴，无人则难于守，锐志迁瀛川奠家焉”这段话，可以说是一派胡言！舒頔在《序》中也讲到自己身体状况，“顾予耄且，笔砚废已久”，且不久就去世了。我推测，舒頔当时脑子已经不很灵活了。
　　2010年春夏之交，我写了《浅议〈新安名族志〉中有关章姓的差错》一文(下称“浅议”)，发表于《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且编排在第2篇。原稿有1万多字，后根据编辑要求压缩到9千字，全文照登。该文前部分对徽州鸿儒罗愿，《二十四史》校勘者有所批评；后部分着重评析舒頔前列二文的诸多错误，其中有的早认识到了，有的则是撰写此文时才认识到的；结语又批评了今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朱万曙等。因为面对的是古文，面对的又是诸多先贤，今人也是大学教授，所以小心翼翼，写得很认真，也很费力。我到处找资料，对比考证，反复研究，论点终于得到了大学级学术刊物的认可。拙文再次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虽然合肥学院属二类本科，前有一本，后有三本，我也很开心。《合肥学院学报》是“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安徽高校优秀学报”，《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我的论点上网“晒晒”，再看世人如何评说。友人替我担忧，说我怎敢批评先贤和当今教授级人物？自毛公从神坛上请回人间之后，我也醒悟了，对任何人都可相信，但绝不能迷信，中国人吃尽了“迷信”的苦头。毛公提出“三面红旗”、“超英赶美”，不讲科学，以滥伐林木用来大炼钢铁，破坏生态，无人敢说“不”，终致广大农村出现饿殍遍野的惨状，我们都是亲历者。至于《二十四史》的校勘，前些时候在网上看到，中央有关部门已经集中一批老资格的史学家重新整理。就是《二十四史》的某些人和事，随着古文物的不断出土，也在不断被修正或改写。如当代史学家马雍根据新出土文物撰写的《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一文，就订正了《旧唐书》问世以来一直以讹传讹，以致一误再误的所谓姜行本磨去班超记功碑之旧说。(参阅林梅村：《忆马雍》。载《南方周末》2010年10月3日第20版)
　　附带说一下，上面提及他曾寄我3篇文章，要求我向报刊推荐，每次均有信件，皆称“亚光叔”的。2006年10月20日，我还收到他的来信，也还是称“亚光叔”的。可是到了2008年7月28日来信，就改称“亚光先生”了；不久，又收到上述的《质疑章亚光先生……》一文。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变脸就变脸了呢？我没有“知恩图报”的奢求，但也不希望“以怨报德”、“过河拆桥”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辈有谁未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有错又不要紧，认识了就好嘛！改了就好嘛！这就是我的期望，也算是目的吧。

五、我对新谱差错的认识过程

　　我对“瀛洲新谱”差错的认识，有逐步深入的过程。印好之初，只是觉得文字少了点，主编刷掉我的那篇文章显得很草率，书名号全错了；再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未将众人的最高文化程度、最高职务、最高职称收入谱中，基本上只列了大专文化、正科级和中级职称，显得有缺陷。仅此而已。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新谱有更大的问题，如果意识到了，2008年11月18日因世雄堂叔过世去老家时，也不会为徐子超代买谱了。徐子超翻阅族谱之后，批评我们是浪费人力、财力、物力之举，说是族谱名不副实，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主要仍是停留在文字太少的层面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批评徐子超话说过火了。他也立即接受批评，补充说作为挂线谱对运公后裔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也正是基于上列认识，新谱面世之后，我将自己撰写的谱序收入拙著《名村与名城》时，虽作了少许修改，但还是保留了：“续修委员会一班人没有报酬，只有付出，经过近两年之努力，完成了功在当代、德在千秋之善举！”(第191页)我对新谱的评语，白纸黑字，印上书了，抹不掉了。对于新谱的挂线部分，我是有过批评，但一直没有否定过，自己也常常翻阅。我只是同意徐子超“说是族谱名不副实”的评价。徐子超与我们又无冤无仇，话说得虽然过火一点，忠言逆耳益于行，为什么一点不同声音都听不进去呢？在我辈面前，他毕竟是个行家啊！我虽不是行家，也应该允许我批评吧，为什么我一批评就暴跳如雷呢！不允许我申辩呢！甚至剝夺我的话语权呢！2009年9月24日，我因堂姐榴芳逝世去老家奔丧，当天中午还与渭益说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谱好坏我俩一肩挑了。这时，我对新谱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超出文字过少的认识层面上。
　　我在撰写“浅议”之后，利用手头资料，整理成《新修族谱时如何对待旧谱中的疑点和错误》（下称“错误”）一文，特地在《结束语》的开头写了“对于上列‘瀛洲新谱’转录旧谱的诸多(可能还有更多)疑点和差错”这句话。请注意：括弧内6个字是我有意不展开说的伏笔。如今，既然要对长者“嗤之以鼻”，逼我不得不说“可能还有更多”的事实了。“错误”所列的都是新谱转录旧谱中的问题，粗心大意还情有可原，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新修挂线部分中之差错。所以，我要修正原来的看法，作为“挂线谱”的下卷，问题也相当严重！
　　先说328页我家的挂线。我重复一下，在我名字左边小字中的书名号全部错成双引号了，我一再改正，不知何故，他却用红笔一再改回去，是我在排版之前再次改正过来，好在当时还有这么一点点权力。书名号虽然全谱都错了，我还不认为是大事，当然也不是小事。大事在于：先父兼祧渭深，我告诉他我家纸角簿上，先父在“兼祧”二字上盖了个红圈圈；在渭深名下，先父是侄男，我是侄孙。兼祧与过继是两个概念，不可混淆。二者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离开原来的家庭，前者不离开，后者要离开。先父是渭涛之次子，我是渭涛之孙，先父一栏要紧接着伯父本端一栏排列。不知何故，他对我的提醒却置若罔闻，仍将渭深的名字紧接着本端一户排列，先父就不再是渭涛之子而是渭深之子，我也不再是渭涛之孙而是渭深之孙了。我最后发现依然错了，本应移到下一页去另起一栏，再在渭深名下写上先父名字，注明兼祧，不再延续下去。但是，下一页的版面无法调整了，我只好将渭深的名字移至左侧。谱中有同样兼祧情况，两相比较，我家的挂线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我对此确有哭笑不得之感！
　　次说323页，与上卷429页是传承关系。上卷是鍾城，下卷是钟成。城变为成，可以用“抄错说”来解释。我家祖遗契约文书上，钟城之子是渭酈，并非渭宜，二者既不同音(前者音li；后者音yi)，也不同义。他们父子在契约文书上都画押的，当时钟城是“册书”，是有文化之人，其子渭酈(后也继承“册书”，同是有文化之人)的名字肯定不会写错，新谱将渭酈变成渭宜，个中必有他因，若用“抄错说”是解释不了的。村人都称灶德为“册书先生”，可能都不知道本源、醴泉是何许人也。这位“册书先生”是渭酈之子，是我的堂伯，与先父灶庭、伯父灶明皆是培杏公之曾孙，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见过的。“册书先生”灶德也算是瀛洲村的历史人物，新谱上却找不到灶德其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记得章新如、胡泽民在编《华阳镇志》时，问我“保长”列不列？我回答：“当然要列。这是历史！”国民党统治大陆38年，瀛洲村担任过党政军公职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也有在商业和其他行业有所建树的人物，多数却不曾在新谱中留下痕迹，应属历史人物的断层。我们以往从未在媒体上见过的话语，今天也出现在报纸上：“国军将士穿着草鞋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钱文俊：《不能失去真实的记忆》。《南方周末》2011年1月6日20版)此话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这也是历史事实。主编就是要“编”，要去搜集史料，或者提请主事发动大家搜集史料，尽最大努力将族谱编好、编完整。《千年仁里》主编、年近90的汪俊赓老先生常与我讲“你们瀛洲不缺史料”，我总是回应“就缺您这样很负责任的主编”！
　　再说婚姻状况。各人的婚姻状况，结婚、离婚，或离异、丧偶后再娶再嫁，皆是各人的历史。既然是修谱，凡是有过婚姻关系的人，都应该如实写清楚，这是无异议的事。但对照着看看新修的挂线谱，区别就明显出来了。记得2006年4月25日下午，我在瀛洲村原村委会参加编委会时，见到板壁上挂有一张很大的示范表格，表格上有个我很熟悉的名字，后来在新谱上却不见了，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我在职当法官时，对于离婚，思想解放得很，由于种种原因致感情确实破裂的死亡婚姻，法官有什么道理不判决离婚呢？就是一方有过错导致感情破裂、且难挽救的婚姻关系，我也赞同判决离婚。如果硬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是不人道的，也是社会不和谐因素之一。离异并非坏事，也不丢脸，理当照实填写。我的一个堂侄孙，在新谱排印之前离婚了，我想在他的名字下加上“离异”二字，但无空隙可加，只好作罢。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好多解放后成家的人名下，居然出现了娶某某，再娶某某；还有个别嫁某某，再嫁某某的，这就离奇了。解放前可以一夫多妻(汉族不允许一妻多夫)，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规定“一夫一妻”是我国的基本婚姻制度，怎么可以娶某某、再娶某某，嫁某某、再嫁某某的呢？这不是重婚了吗？我想这些当事人是不会重婚的，他们是因离异或丧偶而再婚，问题是主修人缺失相关法律常识，未将当事人是离异或丧偶搞清楚就入谱了。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当事人没有写清楚或说清楚！何况，有的人之再婚原因，新谱是写清楚了的。……
　　凡此方方面面的错误，多数属于编者受阅历、学识、责任心、史料等的局限，一般讲是过失性错误；但有些错误显非过失。上卷的运公祖父琰，新谱仍错误保留“进士”头衔(见第25页)，也不属过失。上已提及，他写的《瀛洲怀古》中，有句明显错误的话被我编入《瀛洲》一书时删掉了。这“一删”，可能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禍根！何以证之？我注意到：已排入族谱后被他刷掉的“其他”一文，其中指出琰公是“宋宝庆年间(1225 - 1227)进士”是错的，他特地在此句与“运之往来父兄宦邸”句的旁边，用红笔打了粗粗的杠杠，足以说明他对我“一删”是耿耿于怀的，且在新谱中又坚持留个“进士”尾巴。我在前面讲到“或许个中另有隐情”，这两处红杠杠，也许就是他泄“一删”之愤的证据！他此时已经知道“宋宝庆年间(1225 - 1227)进士”句的错误太明显了，拿不上桌面辩驳，所以就对“运之往来父兄宦邸”句断章取义，无事生非。真是无事生非啊！任何人的知识面都是有局限的，我也不例外。我的长处在于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不懂不装懂，也不自以为是，敢于自以为非。本文开头提及的本型，曾发来电子邮件要我用QQ与他聊天，我回复不会用。他有点气恼了，说我是个有文化的人怎么不懂QQ呢？我即坦诚相告：“我不懂的东西不装懂，懂的东西也不谦虚。”他又回复：“你真是个实在人！”
　　修谱如修史，必须准确无误，何况瀛洲基本上是个独姓村，族谱又具有村史的功能，不能粗心大意，不能草率从事，否则就要出现差错，影响质量，甚至可能引起纠纷。前已提及的方任飞，长期担任《黄山日报·徽苑》责任编辑，是位徽学研究专家，他曾在《徽州社会科学》上撰文断言：“族谱不可信。”此言虽有偏颇，但也不无道理。“瀛洲新谱”尽管错误严重，但作为一本“挂线谱”，仍然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对章姓今人和后人仍有一定的作用，这是我今天的认识！论讲，我也算是尽到责任了，早在修谱之初，就将当年3月17日《文摘周刊》转载《福州晚报》3月10日的《家谱的内容》复印给他，文字不多，内容全面。古人有“圣人治未病”之说，我不是圣人，此举却有“治未病”之意，可人家不买账，徒唤奈何哉！我原来还打算在族谱制版之前，最后统览一遍，尽最大努力去发现差错，纠正差错，由于上述原因，“打算”彻底破碎了。
　　“瀛洲新谱”早已面世，我说来说去也于事无补了。这段文字，倘能给正在参与修谱的朋友起点借鉴作用，我则谢天谢地哉！
　　瀛洲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尽管我14虚岁就出门学生意了，1955年底失业回家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就参加工作了，但我对瀛洲“深藏心底的感情”。1963年调回家乡工作后，帮助乡亲办事，不计其数，此处不述。但我有条底线：违法之事不参与，违背原则之事不干。

六、我的瀛洲情结

　　退休后，我为老家办了十件实事。凡此，与历代先祖平整良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规划村庄，建造祠堂、庙宇、前后街、桥梁、大坝，兴办学堂等等壮举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之所以记上这一笔，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要对我的后人起点示范作用，让他们来日也要尽可能地为老家办点实事，也不忘祖。同时，也给瀛洲章氏后人留点评说的真实史料。第一、2002年1月8日，邀请县文化界知名人士邵之惠、洪树林、方玉良、章恒全，考察瀛洲村历史文化遗存，请他们写文章，拍照片；后又约村人也动手撰写，编成《瀛洲》一书，图文并茂，彩照120余幅，文字15万，印了1500本。这可能是瀛洲村历史上没有过的事。第二、2002年7月，建辉村长给我章氏宗祠的土改证复印件后，先找县财政局，他们回答全县祠堂庙宇等无益公产，解放初期由县政府收归财政所有。我不“死心”，就找法律依据，终于找到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4月29日法研字第7995号《关于处理祠堂产权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祠产“不宜收归国有”。我据此以村委会名义致函县粮食局，同时以我个人名义致信当时的县委书记彪明满和县长赵敏生，要求粮油部门将章祠归还瀛洲村委会管理。县领导很快在我的信上作出批示，分管副县长罗晓锦即去瀛洲粮站，要他们尽快搬出，章祠不久就交给了瀛洲村委会。我长期在法院工作，累积了大量法律文件，这是我的优越条件。如果找不到这个文件，事情就难办得多。正是这个最高法院的文件，去年还提供给无为县享堂村章姓人解决了类似问题。第三、请副省级干部白鲁克为《瀛洲》一书题写书名，正省级干部王郁昭为章氏宗祠题写匾额。2008年8月21日，我还请王郁昭老省长在省、县有关领导陪同下，参观瀛洲章氏宗祠。正省级干部来到瀛洲村，我估计也是头一遭的事。第四、将章氏宗祠和章基嘉故居列入第5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件事说起来有点玄乎。我请县文管所(后改局)方玉良所长将瀛洲章祠申报为县保单位，他连同章基嘉故居及其他地方共8处，于2004年12月9日以县文体局〔2004〕66号文件上报县政府之后，迟迟没有动静。2005年3月25日，我去政府找到分管副县长胡维亚，他要我去文体局再拿份文件来。我立刻到文体局要来文件，再请维亚当我面在文件上批了“提交办公会议研究”几个字后交给秘书。县政府于4月27日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通过文体局意见；7月4日下达绩政〔2005〕41号文件，公布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瀛洲村章氏宗祠和章基嘉故居排在最前面。第五、2008年初，我应约写了介绍瀛洲村历史文化的长篇文章，有5万字。后又将其收入拙著《名村与名城》（见第8 - 68页）中，并以“名村瀛洲”列为首篇，此书于2009年5月印了2000册。第六、2008年5月2日，我邀请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卞利教授，偕香港中文大学法国籍教授劳格文(Johnlagerwey)先生，浙江大学法国籍博士生仁珠丽(Remoivillejulie)女士参观考察瀛洲村，他们对村中及榨背观音娘娘庙、油坑洞等景致一一录像。外国学者走进瀛洲村，估计以往也不曾有过。第七、2007年7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时任县长潘万金任主编的大型徽文化丛书《名人故里绩溪》，分12卷，印5000册。我是编委会成员，主动向相关分卷的编者介绍瀛洲村，便于他们将章祠、古街、徽商、村落等等写进各分卷中。第八、县电视台于2007年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走登源》，聘我为顾问。5月17日，我陪同摄制组去瀛洲村拍摄古街、章祠及全村景致，并于8月13日晚首播，后又播过多次。第九、凡我写宣传瀛洲村的文章，绝大多数请朋友上了互联网，主要登录“章氏家族”网、“章氏文化研究”网、“故园徽州”网，让世人知道安徽绩溪有一个徽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存遗存比较丰厚的瀛洲村。连同前列的宣传事项，其影响是很显著的。第十、伸头续修章氏族谱，本文开头已经述及，不赘。上列诸事，对瀛洲村来说，其中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可能是开历史先河的事！我之所以能够为老家做了十件实事，这是利用我的有利条件和人脉关系。当然，任何人既有优势一面，必然也有劣势一面，只不过是比重不尽相同而已。我能做到的，他人不一定能做到；他人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这是常识，有什么值得说三道四的呢！
　　还值得一记的是，县政协于2010年11月23日召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座谈会”，邀请我与会。会议在县政协“主席会议室”举行，我与胡嗣玲副主席坐在两对面，会议开始前，她对我说：“亚光，瀛洲乡改镇，你赢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指2009年6月24日上午，县政协受县委、政府委托，召开“瀛洲撤乡改镇征求意见座谈会”，也在这个会议室，我与汪福琪二人以瀛洲人(会议主持人汪海秘书长称我俩是“瀛洲贤达”)被邀请参加，与会者还有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瀛洲乡党委书记周斐和副书记汪味等同志。会上，有人提出改称龙川镇。我立即接着发言，从地名学、地理位置、村庄大小、民心民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予以分析，认为瀛洲这个地名必须保留。我最后一句“如果瀛洲乡一定要改称龙川镇，不如绩溪县改称龙川县”，博得会场一片笑声。如今，处处皆龙川，在瀛洲村地皮上也挂了龙川敬老院、龙川法庭的牌子，我是有看法的。西区政府新大楼前面和谐广场的雕塑，县政府于2007年4月24日邀请我与会评议，见设计图纸上的雕塑是摆(绩溪方言称“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当即指出这是严重错误。这一意见也被采纳。瀛洲撤乡改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于2010年10月28日举行“瀛洲撤乡改镇揭牌仪式”，瀛洲镇诞生了！对此事，我虽然提了正确意见，但主要还是有赖于各级领导的正确决策。至于今后如何变化，那是今后的事了。
　　我自己出版的3本文集，每本各送老家乡亲和瀛洲中学、瀛洲小学共20多册。除此之外，几年来还送给老家乡亲《绩溪程东屏先生书法选》、《百年思诚》、《中国龙川》、《走进绩溪山村》、《绩溪徽商》、《绩溪徽学通讯》、《中国徽学》等等书刊。浦城“章仔钧练夫人研究会”办了个刊物《章氏文化研究》，创刊号寄给我，我就写信给他们，请求增发瀛洲渭尧、汪明；后又去信，要求再增发县城洪铎、洪威、观金、熙辉、基福，高村昭木，合肥安翔、章飚等运公后裔。浦城一一满足我的要求。去年12月4日，我收到克难的鸿篇巨制《章氏家族纵横》，近90万字，近200幅彩照。他早年考察瀛洲村是由我陪同，汪明招待午餐，我即致信克难，请他给汪明1本。21日，书就寄我转交。这是我向老家乡亲提供的精神食粮。
　　我在县城舒家巷建了房子，大门朝东，因为瀛洲在县城之东，所以门楣上嵌了4个大字：“东望瀛洲”，邵之惠先生书写。这有出典，典从何来？1992年6月1日，我趁在山东栖霞办案之机会，参观了全国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庄园——当地称为“牟氏庄园”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小客厅悬挂许多匾额，其中一块是“西望公安”。导游小姐介绍园主是湖北公安县人，公安县在栖霞县之西，所以写了此匾，这是他的家乡情结。显然，“东望瀛洲”，这也是我的家乡情结！
　2010年12月18日动笔
2011年2月18日收笔于县城“东望瀛洲”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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