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祖传“契约文书”有感

章 亚 光

笔者住址：安徽省绩溪县舒家巷38—2号
邮编：245300　电子信箱：jixizyg@163.com
　　母亲于1998年7月4日下午1时50分驾鹤西去，享年93岁。她在弥留之际，告诉我老家(绩溪县瀛洲村339号)楼下房靠床头的“妆台肚”(方言。指下层封闭的抽屉，要拉开上层抽屜后才可取物，一般存放较贵重的物品)里有包“东西”，是祖上传下来的，要我去拿来保管好。我遵嘱去拿来了，打开看看，有旧时的几份契约文书，有解放后的“土改证”。近日，我对这些“东西”研究一番，彻底搞清了老家房地产的来历，由此也生出若干感悟来。(契约文书和“土改证”均转录主要内容。文中按语是笔者所加)

一、契约文书

　　1、光绪二十五年(1899)桂(8)月《忠字号阄书》(附图一)


图一　忠字号阄书
　　立阄书人章钟城，其曾祖父惠桂生4子，长自煋，次自魁，三自鋐，四自熙。长房自煋生2子，长培杏，次培燮。二房自魁童年作古，其祖业由培燮承继为后。三房自鋐生1子，培乾。四房自熙生3子，长培坎，次培芝，三富有。不料兵燹，后二、三、四房俱属无传，仅存长房培杏一脉，即钟城、钟昌、钟维兄弟3人。癸巳岁(按，癸巳为光绪十九年，即公元1893年)，钟城与弟辈议定，以按次承祧二、三、四房，钟昌同子渭涛承祧二房培燮为嗣；钟维出继海河兼祧三房培乾，其次子渭琛承祧培乾为孙；钟城兼祧四房培坎，其次子渭松承祧培坎为孙。培杏去世时(按，时同治乙丑，即1865年)，钟昌、钟维尚未成人，钟城即上奉一慈，下抚二弟，经营屋宇，修造坟茔，以及为弟妹子侄辈各完婚嫁，多处告贷，以充家用。奈近年来，家遭不顺，昌、维二弟相继而亡。今钟城50有6，已是老耄无能之人，家事恐难料理，经与亲戚商量，将祖遗产业除坐培杏公清明祀产外，搭配为文、行、忠、信4阄，以作4股分派。至于历年家用借款共计英洋(按，即鹰洋，又称墨洋，墨西哥国铸造，币面图案是一鹰，鹰为墨西哥国徽。这是最早在我国流通的外来银元)400元之谱，理应各房分摊归还，但考虑到各子侄虽可营生，毕竟尚无余蓄。高祖所置“册书”，当年官谱原定坐与长房，现钟城当亲戚和各子侄面与长子渭彲言明，“册书”仍归钟城续理，可获微利，用以归还借款，暂以20年抽清。假上天不给钟城阳寿，致借款未曾抽清，长、二、四房均派归还，不干三房之事，因三房渭琛尚未完婚。嗣后，长房“册书”倘能生利，逐年拨补二、三、四房各英洋四五元。在此阄书上画押的除主持人章钟城外，还有二弟媳汪氏，三弟媳汪氏，长子渭彲，次子渭松，侄男渭涛、渭琛，以及诸多亲戚、邻里、中人等，代笔谱弟胡静之亦画押。
　　忠字号产业列后，渭琛阄得：月角上首新屋楼上西边正步房1间；月角上首过路楼屋合西边四股之一；猴狲岱大小买田三角；上菜园菜地合四股之一；枫树培山一业。
　　上列部分人员与先父本庄(灶庭)的关系：钟昌，先父之祖父，钟城之弟，钟维之兄；二弟媳汪氏，先父之祖母；渭涛，先父之父；渭琛(深)，钟维次子，先父兼祧，称其堂叔。正因为先父兼祧渭琛，“渭琛承祧培乾为孙”，所以《忠字号阄书》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渭琛之兄渭焕移交先父才传了下来(参见下列《字据》)。立此“阄书”时，先父尚未出世。
　　2、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阄书》，本庄收执(附图二)


图二　阄书
　　立阄书人祖母汪氏，先夫钟昌所生2子，长渭涛，次渭煦。煦出继钟林。涛生2子，长本端，生子熙来；次本庄。近年来，家有不幸，儿、媳相继去世。汪氏今年已八旬有一，老耄无能，家事艰于料理，幸两孙均得成立，可以自持。次孙本庄前已承祧先侄渭深，深遗有屋业理应庄孙执管。端、庄弟兄素称友恭，端孙亦不坐长房之名分。今凭亲房商议，将继产屋业，以及祖遗田地、山塘、屋宇、菜园等产，搭配均匀，分析两股载明阄书，拈阄为定，各照阄得者执管，事后不得争论。涛儿在日家用借款，亦照两股摊派分还，凭中列单归各人名下。汪氏在日，理应由端、庄2孙供膳，殁后丧事及2孙先父母之坟茔费用，均照2人派认，不得推诿。在此阄书上画押的除主持人汪氏外，还有长孙本端，次孙本庄，以及亲戚，代笔侄孙醴泉亦画押。
　　附议二：一议二公堨大小买田亩半，两丘，原日出典汪裕名下，计当价大洋(按，系我国自行铸造的银元，清末有图案一条龙的龙洋，民国初有图案袁世凯头像的大头洋，图案孙中山头像的小头洋等。包括鹰洋，解放后禁止流通)一百三十元。此田坐与长孙熙来，日后归长房取赎，两无异言；一议小三间必由前三间出入，遇有喜事、憂事，前三间得令小三间通用。
　　本庄阄得产业。尺字号：三间楼屋一堂(合西边半堂)，月角上首(按，此处含前列阄书中“渭琛阄得：月角上首新屋楼上西边正步房1间”，才有“合西边半堂”)；屋后厨灶一堂共合三股之一(与端仝用)；西边过路楼屋三间合四股之一；菜园合八股之一，上菜园；厕所一格(言定暂行与端通用五年)，上坦。宝字号：大小买田五角(汪永佃)，白石堨；山一业(与端合业)，土名丙坑源头。
　　另附小纸条两张，一是“派归本庄名下分还账目”：渭富叔洋十元，灶德洋十一元，寿木洋十二元，金狗兄洋五十元，汪仲奇洋二十五元，余文甫账目二人对派。二是灶庭分得木器家具：楼上床一张；单桌(一只)；新櫃一格；旧櫃一格；楼下小腰桶(一只)。
　　3、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当契》一张(附图三)


图三　当契
　　立当契人章渭涛，自愿将自己(名)下白石堨横坝上大小买田五角，又大小买田四枰，共计两丘，凭中立契出当与汪永名下为业，时值当价大洋八十元正，言定十年为限；外加中资大洋四元，如若年限未满取赎，此洋一并归还，倘若年限已满取赎，此洋归典受人。立当契人、中见人、代笔三人画押。该契中间，有先父“灶庭亲笔批”：“此田于十九年(1930)派归本庄亲手取转，此契作废”。
　　4、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字据》一张(附图四)
　　立字据人章渭焕，因故弟渭深猴狲岱有祖遗大小买田三角，计两丘，由渭焕执业至今。缘故弟既由渭涛之次子承祧，其田本应交其执管，但故弟死时账目并该田开塘圳等项，均由渭焕垫出，今凭中言定至本年止共计滚结大洋五十元正。其洋今由灶庭如数交齐，该田灶庭当即执业，并遗(移)交故弟阄书一册。此致章灶庭侄收执。画押的有立字据人、中人、书中人。

二、土地房产所有证

　　所谓《土地房产所有证》，老百姓称其为“土改证”，其功能是政府对农民的不动产予以确权。上列两份《阄书》，也是一种确权方式。前者是民间行为，后者是政府行为，其法律后果却是相同的。“土改证”归属“文书”显无异议，从法学、社会学角度讲，也可归属“契约文书”。我家有“土改证”正本两张，铅印，由绩溪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9月颁发，盖有“绩溪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专印”的印信，县长王必英签署；副本称为“保管约”，两张，油印，也是1951年发，由瀛洲村发证整籍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胡成立、韦建中签署。持证人是先父章灶庭。(“土改证”和“保管约”所涉数字，除号码和百分比是阿拉伯数字外，余基本上是大写繁体字)


图四　字据
　　1、绩字25646号“土改证”
　　可耕地和非耕地：村东，平田，白石堨，原1亩，折市亩8分；村东，平田，白石堨，原2分5厘，折2分；村南，坡地，猴狲岱，4分；村南，坡地，猴狲岱，2分；(按，此处坡地，原光绪《阄书》和民国《字据》上都载明是“田”，实际是“坡地”，且在山上，我在此劳动过，并未见到周边有塘圳。“土改证”是对的)……
　　2、绩字25938号“土改证”
　　房产：村北，楼房，6间，1分7厘。备考：章灶庭、汪体仙各占百分之五十。
　　3、上证附有一张“保管约”
　　主要载明：章灶庭，占西边一半，楼上楼下，过廂、堂前共有，全面百分之五十；汪体仙，占东边一半(余同上)。“土改证”保管人章灶庭。
　　4、绩字第25947号“土改证”的“保管约”
　　载明共有厨房各占情况：章本远占东边百公之33；章本流占西边百分之33；章灶庭占正中(东边)百分之17；章熙来占正中(西边)百分之17。以上4户均注明“进出通用”。“土改证”保管人章本远。
　　上列所涉人员与先父章灶庭(本庄)的关系：汪体仙，是先父堂弟本滋的遗孀。本远，是先父的堂兄；其父渭松(是前列渭彲之弟)，祖父钟城。本流，是先父的堂兄。本流(老二)、本滋(老三)与前列的醴泉(本源，即灶德，老大)是亲兄弟，渭彲之子，钟城之孙。熙来，先父的亲侄，是前列本端之子。据我所知，上列本字辈男人都不以农为业。

三、若干感悟

　　感悟之一：主持分家析产的老辈人讲究公开透明，请娘舅到场，基本公正，今人仍当效仿。两份分家析产《阄书》，有共同特点：一是公开透明。如光绪《阄书》，参与者不仅仅是家产的直接关系人，还有母舅1人，堂兄4人，房长1人，邻右2人，中见2人，代笔1人；民国《阄书》，其他参与者也有旁系亲属6人，外甥1人，代笔1人。这么多人参与，显示了公开性。所有家产，所有债务，摆到众人面前，不搞暗箱操作，当家产关系人和其他参与人的面，合理搭配，制成阄书，编成阄号，由有权获得家产者自行抽阄，也显得透明。二是请娘舅(或其代理人)到场。徽州人凡子女结婚，宴请亲朋，坐上位头的是一娘舅、二姑夫，娘舅最大，古今一样。所以，旧时兄弟分家析产，均请娘舅到场。娘舅与外甥不生活在一起，没有亲疏之嫌，娘舅的话，一言九鼎。三是基本公正。如前者的主持人钟城，对因“上奉一慈，下抚二弟，经营屋宇，修造坟茔，以及为弟妹子侄辈各完婚嫁”等家用，累欠借款英洋400元之谱，并没有立即分派归还，而是先将祖上所置、坐于长房的“册书”获利，以20年为期，由他逐年抽还；只有在他未满20年就去世的情况下，才由长、二、四房分摊归还。并特别注明：“不干三房之事，因三房渭琛尚未完婚”；“嗣后，长房“册书”倘能生利，逐年余利拨补二、三、四房各英洋四五元。”民国《阄书》主持人先父祖母汪氏，也是将家产分成二股，由先父和伯父承受，不因先父承祧渭深(琛)已得一份财产而另眼相待。虽然先父所得遗产，实质上是先父花了巨额大洋回赎的(后详述)。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主持人的公正性。如今，兄弟姐妹分家析产，确有少数人不顾全大局，斤斤计较，互不相让，甚至闹得不可开交，抑或打得头破血流，对簿公堂更是常见的事。记得早些年，扬溪方向一长者去世，尸骨未寒，5个儿子皆在公检法和部队工作，都带有手枪，居然为争执财产而掏出枪支，险遭枪战，真是不可理喻。前列老辈人的诸多做法，值得今人效仿。
　　感悟之二：向长房倾斜的古例，两份《阄书》的主持人也未能免俗。徽州风俗，父辈过世，长子为“父”，这意味着长子对家庭负有更多的责任，或者说是义务。但是，又似乎有相应的权益，我们从两份《阄书》中不难看出，主持人在某些方面有意向长房倾斜。如光绪《阄书》对高祖所置“册书”(按，主持人钟城是自煋长子，其长子是渭彲，渭彲长子是灶德。灶德，村人称他“册书先生”。前些日子，先后遇到张正文、汪俊赓二老，我问“册书”是干什么事的？他们都说是收钱粮〔赋税〕的。汪老还讲，“册书”每年以收取赋税总额按规定比例计取报酬。但《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第89页对“册书”的注释为：“一是帝王册命之书；二是一般诏书；三是史册。”显与阄书中的“册书”不吻合。我分析，光绪《阄书》中所指的“册书”，可能既是赋税〔旧时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清册，又是一个公差，其工作职责有二：一是管理清册，随时调整相关内容；二是收税。我们的高祖花钱买了“册书”这个公差，一直是由长房管理和继任的)一职，说是“当年官谱原定坐与长房”，如果长房后继无人怎么办？我觉得此说可疑。再说好几代人过去了，主持人仍维护此例，显有偏袒长房之嫌。这是其一。其二，分家析产时，“册书”仍是主持人掌管，他对全家累积债务表示从“册书”获利中逐年抽还，并以20年为期，这是很公正的。但是，“假上天不给钟城阳寿，致借款未曾抽清，长、二、四房均派归还”，却没有要求长子渭彲承受“册书”后予以还清。钟城活到65岁，分家时是56岁，9年后就去世了，还有11年尚未还清的英洋220元，依约则要“长、二、四房均派归还”，这也显示其为偏袒长子之心埋下了伏笔。其三，同一《阄书》中，关于“祖遗产业坐培杏公清明祀产”部分，注明“以上祀产四房按次轮收，每房一年。”既然“祀产”可以“四房按次轮收，每房一年”，为何“册书”不也可以照此办理呢？我猜测“册书”回报丰厚，“祀产”回报有限，如遇年成不好或许要赔老本。权衡利益轻重，主持人就有意向其长子倾斜了。再看民国《阄书》，虽有“端孙亦不坐长房之名分”一说，但附议中则有“一议二公堨大小买田亩半，两丘，原日出典汪裕名下，计当价大洋一百三十元。此田坐与长孙熙来，日后归长房取赎，两无异言”的约定。尽管此田要取赎，但一个“坐”字还是透出了主持人的倾斜心理。从“公正”角度论之，分家析产“向长房倾斜”毕竟有失公允。
　　感悟之三：《阄书》还写有上辈人对下辈人的希望，用心良苦。对此，光绪《阄书》较为全面，其内容有三：一是对《阄书》确定的事项，“不得争论，如有违者，例以不孝重罪”究责；二是对高祖培杏公，“议定正清明日上坟标掛，子孙在家中如有不到者，临时酌议重罚，决不宽贷”；三是“惟愿自分(家)以后，各执各业，各自成人，以冀家声丕振。非特身(指钟城自身)所深慰，即祖先在天之灵，当亦为之大快也！”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阄书》一旦由当事人和参与人画押(签字)后，即形成了契约(合同)关系，具有法律效力，违者理当究责。旧时清明祀奉祖宗，在家子孙不上坟者，则要重罚，所体现的是不数典忘祖，这更是一种“孝道”。“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不论旧时还是现代，违背分家析产阄书约定者，皆可视为“不孝”。孝的含义很广，我们应当在许多方面都要提倡“孝道”。至于上辈人对下辈人“以冀家声丕振”，更体现了上辈人用心良苦。其实，下辈人的“孝道”也罢，上辈人的“希冀”也罢，追求的目的就是“家和万事兴”，这与现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家占一半产权的老房子——瀛洲村339号
　　感悟之四：我老家的房地产，主要部分是先父花了巨额大洋回赎的。“土改证”确认我老家的主要房地产：房屋半幢，西边楼上、楼下各一间；白石堨平田2丘，1亩；猴狲岱坡地2丘，6分。从两份《阄书》上看这是祖遗财产，但从《当契》和《字据》上可知主要是先父赎买的。第一，先父花了80元大洋赎回被其父亲渭涛当给他人的白石堨平田2丘。第二，先父承担归还祖遗账务，明确的有大洋108元，尚有“余文甫账目二人对派”，也明显抵得上楼下房一间，以及菜园、猪栏、厕所等产业。第三，先父兼祧渭深(琛)，其主要遗产猴狲岱坡地2丘，楼上房一间，先父花了大洋50元从渭深之兄渭焕手上赎回。“字据”虽载明是“故弟死时账目并该田开塘圳等项”，但50元大洋大体也抵得上前列两项遗产之价值。先父生于1902年(卒于1958年)，回赎时不满30岁，真是难为他了！
　　感悟之五：我的家族受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冲击，险遭灭门之灾。从光绪《阄书》中可知，高祖惠桂所生4子(自煋、自魁、自鋐、自熙)，除老大自煋(子钟城、钟昌、钟维)外，次自魁(继子培燮)，三自鋐(子培乾)，四自熙(子培坎、富有、培稽)3房都因“兵燹”失传了。自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洪秀全的“太平军”多次骚扰绩溪城乡，烧杀抢掠，瀛洲村村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创，如今还留下斑斑痕迹，前列“渭琛阄得”和“本庄阄得”的“上菜园”，就是一处破屋墻；前街章金荣家(瀛洲村60号)老房子的屋柱、皮门，被刀劈斧砍的痕迹依然显眼。我注意到1998年版《绩溪县志·大事记》，在徽州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的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只派了少量兵员驻扎绩溪丛山关，主战场并不在绩溪。又据“瀛洲新谱”上卷429—430页载，惠桂生于乾隆庚寅年(1770)，卒于道光乙未年(1835)；自煋、自魁、自鋐的生卒年份未载；老四自熙生于嘉庆乙丑年(1805)，卒年未载；自煋之子培杏生于嘉庆庚辰年(1820)，卒于同治乙丑年(1865)。从以上已载明3祖的生卒年份分析，惠桂一脉的二、三、四房至培字辈无后，显然是受到“太平军”的冲击，4房被灭3房，我的家族险遭灭门之灾！光绪《阄书》上也写得很明白：“不料兵燹，后二、三、四房俱属无传，仅存长房培杏一脉，即钟城、钟昌、钟维兄弟3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视太平天国运动为“农民革命”，视洪秀全之流为“农民革命领袖”，一直受到舆论的歌颂，真是颠倒了黑白！那时，主政者强调“舆论一律”，天下只有一种声音，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说说而已，并不付诸实施。所谓“舆论一律”，实际上是“一言堂”的同义词。舆论能一律吗？不能的！人们当面不敢说，背后要说；背后不敢说，心里要说。你有再大的本领，总无法叫人心里不说吧！正因为长时间奉行“舆论一律”，致我国民主、人权、法制、吏治、思想、道德、文化、经济等等层面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以说是血迹斑斑，罄竹难书。尤其是思想、道德、文化层面，没有100、200年时间，恐怕都难恢复了。如今，民不孝道，商不诚信，警不良知，官不清廉，时时、处处可以见到，可以听到，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感悟之六：历史证明，农村消灭土地私有制给农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其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土地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政后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向农民颁发“土改证”，标志着运动取得了“辉煌胜利”。当时，分进土地的农民喜获“土改证”，兴高采烈，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土改证”载明：“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或)本人所有土地”和“房产”“均作为本户全家(或)本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共同纲领》是一部临时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宪法》(下称“五四宪法”)第八条第一款仍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都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但毛早已要步苏联集体农庄的后尘，所以“土改”后不久就发动了“一化三改造”以及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两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始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继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剥夺土地所有人“耕种、典卖、转让、赠与等完全自由”的权利，由土地私人所有制突变为集体所有制，致持有“土改证”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分到土地的农民也是空欢喜一场。我也为先父花了那么多大洋赎回的1亩田，6分地，白白地丧失殆尽而不平。所谓“三改造”，实质是“三消灭”：消灭农村土地私有制，消灭个体手工业，消灭私营工商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理当承认，1959—1961年全国农村饿殍遍野，万民涂炭，“放卫星”、“高征购”虽然是重要原因，但这是表象，其真正禍根还在于消灭土地私有制！1960年末至1961年初，我在泾县苏红公社西阳大队当工作组，那里是个重灾区，几乎天天死人，令人心寒。同时，任意取消《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关于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规定，也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无法无天”开了先河。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其恶劣影响仍未彻底消除。尽管农村早已包产到户，但迄今农民仍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今，土地所有制问题继续处在纠结之中，这是造成农村群体事件频发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地方官员腐败的重要温床之一。
　　对于土地改革运动，我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评论。近读《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一文，确有茅塞顿开之感。董时进先生是位农业经济学家，他早在1949年12月就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一言以蔽之，他是反对土地改革的。他在此信的开头就说：“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剝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则未免言之过当。”他进而述之：“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现在我已懂点市场经济学的皮毛，知道凡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出租，属市场经济范畴，充其量也属资本主义性质，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封建性”显然是言之过当的。他在信中又提醒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要联络小资产阶级；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除去了他们以外，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不没收其财产，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他还提请毛泽东考虑：“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那么，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其中“真要实行社会主义”句，言犹未尽，推测董先生到时还有后续文章可做的。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对旧土地制度的否定。今天，我们要向前看，“土改”已成为历史了，是也罢，非也罢，既成事实，无法挽回。但是，建议相关专家学者对那次“土改”深入研究、认真反思一下，显然是大有裨益的。我在此要重申的是，对于农村土地所有制这个关系国家大局的事，中央高层要摆上议事日程，早解决，早主动，迟解决，更被动。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农村土地应当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私人所有制，或者说来一次新的土地制度改革。新土改是否定之否定，程序简单易行，不伤筋，不断骨，即将农民现有的土地使用权无条件地转为所有权，让他们真正享有财产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处分权。

　2010年8月24日初稿
2011年6月10日再修改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会员，绩溪县人民法院退休法官，著有《法苑求索》、《徽州情结》、《名村与名城》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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