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安名族志》中有关“章姓”的差错

章亚光

  【内容提要】《新安名族志》是一部研究徽州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之一。但是,其对“章姓”的记述确有重大差错。如“歙县塘坞”,说(宋)“咸淳中曰胜者始迁于歙”是不准确的,章姓人早在唐代就落户歙县了。又如“绩溪瀛川(洲)”,说“南渡时仓部员外郎(元方)迁昌化,亦多显者”,更是错误的,章元方早在北宋时就迁居昌化了;所谓“亦多显者”,除排在最末的瀛洲始祖章运之之外,其他人都不是瀛洲章姓人的直系上辈,且有好多位排在章运之之前的“显者”,却是章运之的旁系后辈。《新安名族志》之史料,源于各地族谱。但族谱凡涉及到人,都遵循“昭穆有序,长幼不乱”的原则。可是,“亦多显者”却乱了规矩,显然不足取。

  《新安名族志》是一部有一定影响的志书,也是研究徽州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之一。原是明人戴廷明、程尚宽等撰辑,隆庆间(1567—1572)刊布;今人朱万曙、胡益民主编,朱万曙、王平、何庆善、于石点校,余国庆审订,作为“徽学研究辑刊”,由黄山书社于2004年5月出版。共列92个姓氏,前卷21,后卷71。章姓排在第90位,后面是欧阳、田二姓。明时,就全徽州(新安)而言,章姓虽跻身于“名族”,但还算不上是大姓,绩溪县是例外,章姓已处于大姓地位,如今则排在前几位上,习惯称胡、汪、章或胡、汪、周、章。该《志》对章姓列有歙县棠坞,祁门云棧,绩溪瀛川、西关共4个地方。“祁门云棧”,笔者手头无资料;“绩溪西关”,是瀛川(洲)的分支。本文仅就“歙县棠坞”、“绩溪瀛川”的记述,浅议其差错,是否妥当,请行家指正。此外,《新安名族志》对章姓的记载也很不完整,徽州所属的休宁、婺源二县,有多处地方在宋代就有章姓人的村落了,本文对此不作探讨。

(一)关于“歙县棠坞”

  《新安名族志》有关文字为:“在邑西南二十里。先世居闽之建安,至宋丞相文简公讳得象,卜居遂安之貂山,因姓其字曰章村,代有闻人,咸淳中曰胜者始迁于歙;子曰兴,号鉴轩,事亲克孝,为世名儒,元皇度二年举孝廉,以母老,力辞不就,时大尹达鲁花赤哈剌不花咸称其孝,益加奖慰。五世孙曰弘仁,号植斋,著有《植斋诗集》;曰廷玉,补邑庠生,后以亲故不就岁贡;曰静夫,号见山,躬行孝友,敦尚信义,乡人推重,二子曰汉,曰济,俱补邑庠生。”(黄山书社,2004年5月第一版,后卷第708页)文中称“咸淳中曰胜者始迁于歙”,咸淳是南宋年号,时间为1265—1274年,“咸淳中”应是1270年左右;“始迁于歙”的“始”字,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
  与上说相对应的是,浙江嘉兴人章寿发于2008年12月编印的《章氏家族谱》(挂线谱),其“歙县棠坞”的挂线是:及—修—仔钧—仁嵩—士廉—世涣—得象—约之—元方—琥—奇孙—竣—颀—廷柏—十三—貂—云二—胜四。(2008年12月编印,内部发行,第105页)此“胜四”不知与前列的“胜”是否同一人?谱系中的“及”是福建浦城章氏始祖,“元方”是昌化览村始祖,二公皆是绩溪“瀛洲(川)章”的直系先祖;“竣”与瀛洲村始祖运(字运之,1103—1175)同辈。运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为避方腊(?—1121)之乱逃来瀛洲油坑的。从时间上推算,“胜四”是“竣”的7世孙,相隔6代,约150年,再加1120年,等于1270年。其迁“歙县棠坞”大约也在南宋咸淳间,极有可能与前列的“胜”是同一人。但此谱无“始迁”一说。
  歙县人、黄山学院方利山教授撰写的《必须停止“建设性”破坏》一文,却有:“前年(2004)高速公路修到歙南呈村降孝女村,我急忙赶到孝婆岭下,看到为唐代章顶二孝女而建的‘双烈桥’安然完好地静卧在路基边,才松了一口气。而今年春节再次路过这里,却发现重修的徽杭改线公路恰好从‘双烈桥’上盖过去,桥是早已不见踪影,桥上那块记载着唐代歙县二孝女孝母勇斗猛虎史实(事已载入二十四史之唐史;是徽州首次列入正史的历史人物)的篆文石碑‘双烈桥’珍贵文物也不知填到哪个路基下,让我想起来就心疼。”(此文收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文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第332页)
  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撰写的《瞻彼淇奥》长文(载《读书》杂志2007年第6期33—44页),详细介绍了歙南章祁村演变为瞻淇村的过程。文称:“从徽城(即歙县县城)走上二十里路,便可走到一个叫‘章祁’的地方。‘章祁’这个地名唐宋时代就已出现,……不过,在唐代,这里发生的一件事,却使章祁及其周遭在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新唐书》记载:‘歙州野媪将为虎所(《新唐书》原文无“所”字)噬,幼女呼号搏虎,俱免。’”(《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第1160—1161页)《旧唐书》也有类似记载:“有老妇人捃拾榛丛间,猛兽将噬之,幼女号呼搏兽而救之,母子俱免。”(《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六·列传第八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第963页)《旧唐书》是后晋人刘昫等修撰;《新唐书》是宋人欧阳修等修撰,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编修而成的。
  上列方、王二位徽学研究专家的大作,都明白无误地指明章姓先祖,早在唐代就落户歙县了,其依据就是新、旧唐书上的记载。可新、旧唐书并没有指明幼女是章姓人,此幼女是一人或是二人也未交待明白,更没有说是章顶的女儿。这就令人产生了悬念。
  歙县人罗愿(1136—1184)编修的《新安志》,是最早的徽州府志。其有《章氏二女》一文:“章氏二女者,歙县人,章顶之女也。母程氏,与二女登山採桑,为虎所攫。二女号呼搏虎,虎遂弃去,母由是获免。刺史刘赞嘉之,蠲其户税,改所居合阳乡为孝女乡表之。观察使韩滉(723—787),因是奏赞治有异行,诏褒迁焉。”文后加有附注:“新唐书但云幼女搏虎,又无姓名,而祥符经载其父母姓氏,特备。”(宋版,卷第八“叙义民”)“附注”中提及的《祥符经》,据安师大肖建新教授介绍:《祥符经》即《祥符图经》,或称《祥符州县图经》,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由李宗谔等编纂的一部全国性图经,也是一部重要的宋代方志。肖先生还依据罗愿的《自序》判断:罗愿很早就着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新安志》了,因手头未有《祥符经》和《歙县图经》而迟迟未动笔;后虽未得《歙县图经》,但获得了《祥符经》,并在郡侯赵无悔的鼓励和支持下,才用二三年时间就修成了《新安志》。(肖建新:《〈新安志〉的编纂历程考述》,载《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4期39—42页)提出“幼女搏虎”是章顶之女,且是二女,据现存史料,罗愿是第一人。罗愿毕竟是宋朝人,与刘赞出任歙州剌史的时间相距约有400年了。尽管如此,因《新安志》是以《祥符经》为依据,《祥符经》按理也吸收了《歙县图经》的史实,所以罗愿的《章氏二女》一文似可信赖。
  在此顺便提及,《新安志·叙牧守》有刘赞传略,对照《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刘吴韦蒋柳沈”,发现罗将《新唐书》原文“杨炎(727—781)荐汇名儒子,擢浙西观察判官”,改成“杨炎荐赞名臣,子擢浙西观察判官”,这就不通了。因上述“列传”中的“刘”,是指刘子玄(661—721。又名知几,唐史学家),汇是其第3子,赞是汇之子。将《新唐书》原文译为现代语:杨炎举荐名儒刘汇之子刘赞,升迁浙西观察判官。这与《旧唐书》原文“鸿渐判官杨炎以赞(是)名儒(汇)之子,荐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观察判官。”(为便于理解,笔者在原文中加了是、汇二字)二者表述的意思是一致的。可是《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文末的“校勘记:(一)”,却说“杨炎荐汇名儒子:旧唐书一百三十六《刘赞传》‘汇’作‘赞’。按上下文乃述赞较宜。”显然,“校勘记:(一)”是校勘者的误校;罗愿的改动也明显错误。笔者在此批评先贤,可能有点冒昧了。这是另话。
  绍兴上虞人章贻贤(1853—1918)编纂的《章氏会谱》,载有清人黄广禧撰写的《遂安县章氏宗孝堂记》,文后附有明(应为元)人郑玉(约1298—1357,歙县人,元学者)的《附唐孝女双庙碑记》:“按,歙县志:唐章氏二女,邑南人,章顶女也。母程氏,与二女登山採桑,母为虎所攫,二女号呼搏虎,母获脱。终身奉母不嫁。刺史刘赞嘉之,蠲其户税,改所居为孝女乡。(顶一作预。)”后面还有较详细的记载:“剌史刘赞改二女所居合阳乡为孝女乡,且復其家。观察使韩滉奏赞治状朝廷,特赐褒迁今郡城二十里,若桥、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此谱收集全国各地“章氏族谱”100余部,于清末编就,民国初印行。引文载初编卷二十二“记”第13—14页。郑文收入《古今图书集成·闺秀部·艺文》)郑玉所指的《歙县志》,很可能就是《歙县图经》。因为1995年新编《歙县志》第797页载:唐代《歙县图经》已佚;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始修的《歙县志》,省图书馆存有胶卷复制本。
  2002年4—5月间,笔者曾访问过绩溪县的老民政科(局)长章绍先。他是歙县留村人,与留村相距1华里是孝女村,皆章姓聚族而居的村落。他还说,他们留村人祖籍在浦城,是先祖在歙西篁墩做官后留下来的,故称“留村”。新版《歙县志》“1987年区、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一览表”中,呈村降乡仍有孝女村、留村、瞻淇,还有槐棠、唐家坞、蔡坞、蔡坞口等等。(《歙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7月第一版,第二章“区划”第58—59页)
  瀛洲村章氏旧谱稿中,有章应子于宋理宗八年戊申(南宋理宗在位时有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等8个年号,“八年戊申”当是淳祐八年,即1248)撰写的《重修统宗族谱序》,记有“……曰璟公,避乱迁歙之黄墩,继迁歙南之合阳乡,以姓名之地曰章祁。曰顶公,孺人程氏生二女,以节孝之行,上闻之,每岁赐银十两与孝女,生前为布帛之资,殁后给予建祠之费。时在唐太宗贞观二年(628)也。后孝女殁,高宗永崇(徽)二年(651),敕赐银百两,建孝女双节祠于本村,永享祭祀,千载不渝。民仰之,以合阳乡改为孝女乡。”此《序》的标题下面,有两个小字“章祁”,估计是章祁的族谱。(载民国版《瀛洲章氏宗谱(稿)》)但此《序》未具体提及幼女搏虎救母之事,仅有“节孝之行”4字,或许含有上述意思。章应子何许人也?《章氏会谱》谱系载明,他是祁门云棧始祖章铁之曾孙,《安徽通志·选举表》载:祁门人,景定壬戌方山京榜进士,累官荆湖宣抚使。(初编卷八第48页)《新安名族志·章》“祁门云棧”亦有:“曰应子,景定元年进士,官至荆湖宣机”。(后卷第709页)“景定壬戌”是三年(1262);景定元年是庚申(1260)。官职与中榜时间二者稍有不同,此应子或许就是彼应子了。
  歙县瞻淇村今已成为旅游区,他们写的宣传推介文章中,在开篇“村名的起源及演变”就称:瞻淇村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唐长安二年(702)章东和章元镇两丞相退隐于此,劳作生息。章元镇生有二女取名素娥和翠娥,其妻一日和二女山上采桑,母为虎攫,二女呼号奋勇捕虎,母因而得救。刺史奏报朝廷,为表其义,受皇旨在村中兴建“孝女庙”(宋朝范仲淹(989—1052)手迹)和“孝节桥”各一座,“孝女庙”大门门楼的砖雕上也有北宋名相范仲淹题下的“章氏朝遗御节孝名家”的手迹仍清晰可见。这也是瞻淇村原始名章祁村的由来,也有“先有孝女、后有瞻淇”的说法。(2009年12月30日网上文章)笔者查新旧唐书,均无丞相章东、章元镇的传记;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十年(1921)六月初版《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章姓人,也没有这两位丞相级人物;“素娥和翠娥”,不知出于何种史书?或许这些皆是商业炒作。
  综合上列史料,笔者初步分析:
  1、幼女搏虎救母之史实,比较可信。此幼女系章姓,也似乎可信。至于是章顶还是章预之女,是一女还是二女,是搏虎还是搏兽,倒无关紧要。这一“史实”,通过历代文人的不断修饰、补充、拔高,“章氏二女”已成为文学形象。对此,王振忠先生在上文中也持此说:“稍后,这个故事的细节逐渐变得更为具体、丰满”;“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章氏孝女不断被形塑的象征符号,而其重塑过程中则与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2、《新安名族志》称章姓人于“咸淳中曰胜者始迁于歙”,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说早在唐代就有章姓人落户歙县了。最早落脚地是篁(黄)墩还是章祁,有待进一步考证。至于落户歙县的章姓人,宋代之前与之后是否同一家族?瀛洲村章宜孙于宋咸淳壬申年(1272)最早主修的章氏族谱,他在《自序》中第一句话就称:“歙州歙县章祁村,我宗也。”(参阅章拙著《名村与名城》,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第35页)这一说法虽无其他史料佐证,但属同宗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3、笔者感到疑惑的有二:一是1995年版的《歙县志》,除在第二章“区划”中,有“唐大历十四年(779),以章氏二孝女,歙县刺史刘赞改合阳乡为孝女乡”外,具体事迹以及上面提到的双烈桥或孝节桥、孝女双庙或孝女庙、双节祠等等,一无记载。何故也?这毕竟是歙县县域内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啊!二是这一史实,发生在刘赞担任歙州刺史期间。据新旧唐书,是杨炎入相后荐刘赞任歙州刺史,杨的生卒时间是727—781年;提升刘赞官职的是观察使韩滉,其生卒时间是723—787年;新版《歙县志》明确是“唐大历十四年(779)”。这三者是不矛盾的。可是,章应子《序》却说“时在唐太宗贞观二年(628)也”,时间却推前了150年;瞻淇村的宣传材料又说是“唐长安二年(702)章东和章元镇两丞相退隐于此”,时间也推前约70年。凡此疑惑,有待我们挖掘史料,找到证据,予以释疑。

(二)关于“绩溪瀛川(洲)”

  《新安名族志》有关文字为:“在邑南十五里。宋丞相郇国文简公之后,由浦城迁昌化,至运之公始迁瀛川。其浦城有康州刺史及,(原文‘及’字前加逗号不对,应在‘及’字后断句。‘及’是人名,官‘康州刺史’,浦城章氏始祖)唐季枝叶繁盛,庆历名相,嘉祐元魁,彬彬背出。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亦多显者。翊之子槱、樵,翊之孙铸、鑑,相继登第,翊主婺源县簿,槱主玉山县簿,樵知处州,櫄任通议大夫,鑑仕通奉大夫,爵为钱塘县开国伯,铸为福建转运使,淳为淮东总领所干办官,祖康为平江府军谘祭酒,祖邵知浦江县,颀之主桐陵县簿,运之任从事郎,即瀛川始祖。二传曰诜,曰庆,曰授,授之子孙迁居县市,庆传至文子,生兰一、兰二,并有隐德,兰一支下曰俊甫,子璿海,历官郫县令;曰瑞,历官四川公道监察御史,以言忤逆瑾,谪江西都事,起太仆侍臣,知思恩府,卒于官;曰彦,国子生。曰钊,历官曲靖府通判,山西太原、湖广郧阳府同知,以军功进阶南京太仆寺少卿致仕;曰镗,益府引礼舍人;曰镆,国子生;曰潢,礼部儒士;曰承科,国子生。”(后卷第709—710页)
  对上列记述,笔者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仓部员外郎”指章元方,昌化览村始祖(《章氏会谱》,初编卷八第39页);二是“亦多显者”。
  《章氏会谱》收有陆秀夫(1236—1279)的《瀛川章氏族谱旧序》,他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说法是,“当我皇宋若丞相郇国、文简公得象孙、仓部郎中元方,由浦城徙居杭之昌化”;对第二个问题的说法是,“其后有婺源县主簿翃,玉山县主簿槱,监登闻院、知处州事樵,通议大夫櫄,文华阁待制、钱塘县开国伯鑑,福建转运使、昌化县开国男铸,宁国府同知镕,淮东总领所干办官淳,监平江府军谘祭酒祖康,袭封开国男祖义,知江浦县祖邵,桐陵县主簿颀之,从事郎运之”。(初编卷一“各族谱序”第10页)对照《新安名族志》,陆《序》所涉元方迁昌化,时间上没有明确是“南渡时”;所涉“亦多显者”,《志》未列“宁国府同知镕”和“袭封开国男祖义”。陆《序》所涉及的地名,有两处明显错误:一是江浦县,应为浦江县。因为江浦县在南京西部、长江北岸,置于明初,陆公却是1279年背着年仅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入南海的,是南宋王朝的殉国大臣;浦江县在金华东北部,五代吴越(907—978)改浦阳县为浦江县的。前列之“祖邵”正是1273年知浦江县,为南宋王朝的最后一任县官。(参阅章亚光主编:《徽州古村落——瀛洲》。内部书号,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第65页)二是桐陵县,应为铜陵县,因为历史上没有桐陵县的建制,显然是铜误为桐了。
  《章氏会谱》还收有舒頔(1304—1377)的《瀛川章氏族谱序》。他对这两个问题又是如何说的呢?“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亦多显者。翃之子槱、樵,诩之孙铸、鑑,皆相继登第。翃主徽州婺源县簿,槱主信州玉山县簿,樵知处州,櫄通议大夫,鑑爵钱塘县开国伯,铸福建转运使,淳淮东总领所干办官,祖康平江府军谘祭酒,祖邵知浦江县,颀之铜陵县主簿,运之从事郎。”(初编卷一“各族谱序”第11页)文字几乎与《新安名族志》一模一样,惟陆、舒二《序》都是“翃”,而非“翊”;《志》中的“翊之孙铸、鑑”,舒《序》中随之变成“诩之孙铸、鑑”罢了。陆《序》中的“宁国府同知镕”和“袭封开国男祖义”,舒《序》也未列。此序是舒頔应其表侄、西关人章子明要求撰写的,章子明是下列“宁国路同知麒卿”之子。
  舒頔又写有《瀛川章氏重建宋郇国公昼锦堂记》,其中称:“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七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曰:按,章氏家谱,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后,钱塘伯之孙也。文简公居浦城,作昼锦堂于县南峰,刻仁宗赐诗,凡子孙登科仕宦者镌名于此。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亦多显者:……”(《章氏会谱》,二编卷三第1页)“亦多显者”后面的人名、职务排列,《记》与《序》完全一模一样。笔者对文中的“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七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一节,大惑不解,章运之(即瀛洲始祖运公)生于1103年,比舒頔大201岁,他“重建昼锦堂”,哪能200年后才建“成”呢?这不是胡扯了吧!就算200年前建成,怎么可能200年后才请人写记呢?
  综合上列史料,笔者初步分析:
  1、《新安名族志》中,“南渡时……瀛川始祖”这一段话,其史料源于舒頔的《瀛川章氏族谱序》,或者说源于章子明编修的《瀛川章氏族谱》(“西关章”最早的族谱,他们尊瀛川始祖运公为1世祖,故称之)。舒頔毕竟是元末明初人,戴廷明、程尚宽等却是明代中后期人。
  2、何谓“南渡”?它是指朝廷渡江南迁,历史上有两次,一是西晋亡,东晋渡江建都于建业(南京);一是北宋亡,南宋高宗渡江建都于临安(杭州)。南宋南渡时间,是建炎三年(1129)置行宫于杭州,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引自《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52、153页)《章氏会谱》中的“杭州昌化览村世系图”是:及—修—仔钧—仁嵩—士廉—世涣—得象—约之—元方—琰—象孙—世穆、世庆。世穆—翃—槱、樵;世庆—诩—櫄—鑑、铸、镕。樵—淳—祖康;鑑—祖邵;铸—祖义。(初编卷五第29页,卷八第40页)据此可知,前列“亦多显者”恰为五代人;第一代是翃(翊)、诩,第二代是槱、樵、櫄,第三代是鑑、铸、镕、淳,第四代是祖康、祖邵。因为祖邵是鑑之子,而前述舒頔写的《昼锦堂记》中,又有“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后,钱塘伯(鑑)之孙也”句,据此可以推断:第五代是颀之、运之。《章氏会谱》中相关人员的进士登第时间是:槱开禧元年(1205);樵和櫄同是嘉定元年(1208);鑑嘉定六年(1213);铸嘉定十三年(1220);镕咸淳元年(1265)(卷八第39—41页)这6位进士,皆象孙之曾孙、玄孙辈,而象孙则是琰之第3子,琰是元方长子。换言之,槱、樵和櫄是元方的7世孙,鑑、铸、镕是元方的8世孙。据此推测,章元方迁昌化的时间大约在1050年,即北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章姓人,也有:章得象,咸平(998—1003)进士,封郇国公,卒谥文简;章樵,宋昌化人,嘉定进士,官终知处州;章鑑,宋樵从子,嘉定进士,爵钱塘县开国伯。(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1921)六月初版,第1017、1019、1020页)《会谱》与《辞典》,以及祖邵的任职时间,互为佐证,足以判明:“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一说,显属错误。
  3、《章氏会谱》中的“徽州绩溪县瀛川、西关、湖村世系图”:及—修—仔钧—仁嵩—士廉—世涣—得象—约之—元方(昌化祖)—琰—孝孙、说孙—运(绩溪瀛川祖)—瑕—诜、庆、授……。(初编卷五28—29页)运即运之,也是琰之孙,是孝孙、说孙(兼祧)之子,是上列象孙的侄儿,与世穆、世庆同辈。换言之,因章运是元方的4世孙,当然是翃、诩、鑑、铸、淳、祖康、祖邵、祖义、颀之等等的长辈了。舒頔的《序》和《记》,将运之纳入“五代显者”之末,是其致命的错误!
  4、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批评舒頔。因为舒頔并不是平庸之辈,而是绩溪历史上的大儒。舒公之所以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问题主要出在其表侄章子明父子提供了错误的族谱,所以不能完全责怪他,虽然他也有不慎之嫌。笔者从“瀛洲旧谱稿”中获悉,老辈人在清朝修谱时,曾派员“前往福建浦城,将宋版祖谱录回校正”,此时即发现了老谱的错误,所以现存的瀛洲章氏族谱就没有除运公之外的诸多所谓“显者”。(参阅拙著《名村与名城》,第226页)《新安名族志》中不论章姓他姓,凡涉及到人名,都是按辈份长幼排列的。章姓“瀛川”部分后面涉及到的人,从“运之任从事郎,即瀛川始祖”到最末的“承科”, 对照2008年版《瀛洲章氏宗谱》,辈份排序,从长至幼,一点不乱;就是“运之任从事郎,即瀛川始祖”之前的“亦多显者”,从《章氏会谱》的“杭州昌化览村世系图”,也不难看出辈份同样一点不乱。其实,《新安名族志》的92个姓氏之史料来源,皆出自各地的族谱。因此,“昭穆有序,长幼不乱”,显然是修谱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但是,章子明修谱,却违背了这一基本规则。从“翃”(翊)沿袭至“颀之”皆是官员,其中竟有多位进士,甚至是同胞双进士(槱、樵),兄弟三进士(鑑、铸、镕),父子四进士(櫄、鑑、铸、镕),地位十分显赫,但都不是章运之之直系上辈,恰恰相反,皆章运之之旁系下辈也。章子明将他们收进瀛川族谱,如果是为了撑撑绩溪章姓人的脸面,笔者也不敢苟同。实事求是,才是修谱的重要原则之一!行文至此,笔者还要为章子明说句话。前已述及,瀛洲章氏族谱的首修者是章宜孙,字逊之,时间是宋咸淳壬申年(1272)。章子明修谱时间是明初的1368—1377年(舒頔卒于1377年),所以章宜孙谱要比章子明谱早100年左右,故上述错误有可能出在章子明之前。(同上,第35—36页)可惜的是,章宜孙谱和章子明谱都失传了。

(三)结语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新安名族志》中:一是有关“歙县棠坞”的记述,错在“胜始迁于歙”的“始”字上,这就使该志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挑战;二是有关瀛川即瀛洲章姓的记述,其中“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亦多显者。”由于史料源于舒頔的《瀛川章氏族谱序》,或章子明主修的《瀛川章氏族谱》,或更前的瀛洲章氏族谱,故不仅不可信,且起到了误导读者的负面作用。诚然,我们不能过多指责明人戴廷明、程尚宽等先贤,但今人朱万曙等先生在审校时,亦未发现上列错误,更未采取补救措施,实在令我辈深感遗憾。据笔者看来,《新安名族志》虽是一部有一定影响的志书,但就歙县棠坞、绩溪瀛川(洲)章姓的记述而言,实在不敢恭维。

 2010年5月1日初稿
5月22日二稿于“东望瀛洲”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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