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章宜孙谱序若干史实的疑点

章 亚 光


  章宜孙,字逊之,油坑口(瀛洲)章姓7世祖。他于宋咸淳壬申(公历1272年)上元日(阴历正月十五)所撰的谱序,是瀛洲章氏家族第一篇谱序,也是绩溪县章氏家族第一篇谱序,距今有740年了。2008年底,我撰写《读西关〈章氏族谱〉有感》(收入拙著《名村与名城》,第193—199页)一文时,发现这是一篇有疑点的谱序,但不曾深究。宜孙公的谱序,“瀛洲新谱”未录,《瀛洲钩沉》倒收入了(2010年版,第114页),转录于旧谱稿,题为《章氏族谱旧序》(下称“瀛洲版”)。“西关族谱”也收录(民国五年〔1916〕版,卷一,“旧序”第1—2页),题为《宋咸淳谱自序》(下称“西关版”)。友人送我的“西关族谱”是电子版,不易看清,这次启动放大程序,清楚多了。我将两种版本比照着阅读,发现文字上有较多差异,史实上差别不大。谱序所涉史实,疑点甚多,现再撰文评析,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文中引用谱序,主要依“瀛洲版”,标点符号,有少许变动;引用“西关版”,予以注明,原文未标点。
  先说点题外的话:我十分钦佩《(嘉庆)绩溪县志》主编、时任知县的满族人清恺,他不仅在每卷卷首都写有“清恺曰”,概括本卷的内容;且聘请许多饱学之士,其中章姓先贤就有履晋、大泽、沛霖、亮工、道基等5人。他们对旧志作了大量考证,对一些史实,对,何以为对?错,何以为错?疑,何以为疑?一一评点,难能可贵,实属后人修志、修谱之榜样(参阅《(嘉庆)绩溪县志》,黄山书社,2010年版)。我们住在县城的几个瀛洲人,原先筹划编本《瀛洲章氏族谱文字卷》,作为“瀛洲新谱”的补充。时,我就主张对以往史料要尽最大努力做些考证工作,避免误导后人。同时商定,《文字卷》与“瀛洲新谱”一样,16K,繁体,直排,精装;印刷费自掏腰包。我也为此投入工作,并在友人(包括汪俊赓老先生。许晓骏、章澄宇二位年轻朋友出了大力)帮助下,费了大劲,对章瑞的3篇《奏议》予以标点,特别对后一篇有深度研究,并写出《读章瑞的〈奏议〉》一文,发表在《绩溪徽学通讯》2010年5月总第12期。我还为此起草了《编印〈瀛洲章氏族谱文字卷〉的说明》,准备排到书末,后因他故,此举搁浅。
  本文主要评析谱序中涉及到的史实,兼评两种版本编者的#注释或按语。
  一、歙县章祁村非我宗
  谱序开篇云:“歙州歙县章祁村吾宗也”。
  评析:1、“西关版”编者有“按语”:“篇首云‘歙县章祁吾宗也’,似属同祖。兹查章祁世系,出自新安太守仁闻后。考,仁闻乃团练史仔钊第三子,则所出非同祖矣!”与此相印证,“西关版”还有一段文字,在“吾祖德仲公”之前,“遡(溯)而合之,浙江昌化览村,歙之南路章祁,闽之浦城西村,吾族也。讵吾忘也?”“瀛洲版”阙如。
  2、补充“瀛洲新谱”上卷转录旧谱的史料:福建浦城章姓始祖及公,生3子:侑、杰、修。修公生2子:仔钧、仔钊。仔钧公生15子,昌化览村和绩溪瀛洲、西关、湖村等地,属其第4子仁嵩公后裔。仔钊公曾任“泉州团练史”,生3子,其第三子仁闻:“仕晋,新安太守。秩满,民不忍舍去,遂家焉,世居歙南章祁村。”显然,我们是仔钧公→仁嵩公之后;歙县章祁村是仔钊公→仁闻公之后,同是及公→修公后裔,非我宗。
  二、谱序涉及运公迁徙时间有矛盾
  谱序云:“宣和间,子孙蕃衍,向营居第,不择吉辰,有不祥鸟曰鼯鼠,飞伸(‘西关版’是‘呻’字)屋角。无何,祸患继作,死者十二三四孙。是时,讳幼祖即从事郎运公也,往来父兄宦邸,素爱瀛川山水清胜,因置田庄,至是遂徙家焉。……宣和二年,方腊作乱,横堘(据‘西关版’。‘瀛洲版’是埢字)村砖阶(‘西关版’是堦,阶异体字)巷,贼驻于此,杀掠甚众,独幼祖以孝义感获免。”后又云:“幼祖生当斯时,……至(‘西关版’后还有‘今’字)阅一百七十余年,传十余(‘西关版’无余字)世”。
  评析:1、谱序明确运公迁徙时间是“宣和间”(1119—1125),说得再具体点,就是宣和一年(1119)。因为谱序称“宣和二年,方腊作乱,横堘村砖阶巷,贼驻于此,杀掠甚众,独幼祖以孝义感获免”,说明运公已在方腊作乱之前就来了。但“西关版”不是“宣和间”,而是“崇宁间”(1102—1106)。前已述及,宜孙公是运公7世孙,此序写于1272年,就依谱序运公移来时间是宣和一年即1119年计算:1272-1119=153年,繁衍到第7代,大体上是对的。但,谱序后又有“幼祖生当斯时,……至(今)阅一百七十余年”。此句意思是指运公来此至写序时,已经历了170余年,1272-1102=170年。此说似乎又是指运公是“崇宁间”迁来的,这与前说“宣和间”互为矛盾。
  2、我注意到,运公迁徙时间,除“西关版”是“崇宁间”外,1998年版《绩溪县志》(见第136页),先父手抄的《纸角簿》,绍兴人章贻贤竭尽30余年心力,汇集各地100多部章氏族谱,编成的《章氏会谱》,皆持此说。“瀛洲版”事实上也是持“崇宁间”之说。众说“崇宁间”,能否成立呢?我们来看看运公的年龄。运公生于崇宁癸未(1103),卒于淳熙乙未(1175),享年73岁(见“瀛洲新谱”上卷第30页),足以排除“崇宁间”之说。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运公的出生时间,推到“崇宁”之前来讨论,但其子瑕公生于南宋绍兴辛亥(1131),卒于绍熙壬子(1192),享年62岁(同上)。运公29岁得子,符合情理。更有意思的是,我家《纸角簿》虽也持“崇宁”说,但具体年份却是“庚子岁”。“崇宁间”恰恰没有“庚子”年份,“宣和间”倒有“庚子岁”。真是无巧不成书,“庚子岁”正是“宣和二年”!我们都知道,“干支”是60年一转,谓之“六十花甲子”是也。
  3、我早在2008年撰写的《瀛洲村始祖章运迁徙年份、地址及原因考》一文中(收入拙著《名村与名城》第219—227页),以比较充分的史料,断定运公于1120年(北宋宣和二年),为逃避方腊战乱而迁徙油坑的。据此,运公逃至油坑落脚,至宜孙公作此序,实际只有152年,并没有170余年。就算有170余年,“传十余世”,时间上不可能,倘若代代都是早生早育,也似乎不可信,何况事实上又只有152年。有趣的是,“西关版”是“传十世”,删掉了“余”字,仍不可信。至于谱序持“运公迁徙瀛川”而非“油坑”之说,实无讨论之必要了。
  4、运公迁徙时间可不可能是宣和一年(1119)呢?我在《考》文中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因方腊造反发生在1120年,且势如破竹,横扫睦(今建德)、歙、婺(今金华)、衢、处(今丽水西北)等6州52县,运公自感身家性命受到威胁,被迫仓皇出逃。而宣和一年,昌化周边无战事,运公没有必要出走。就算方腊于宣和一年就在筹划揭杆,运公闻风出走,但运公出身官宦世家,方腊造反矛头直指北宋朝廷,所谓“宣和二年,方腊作乱,横堘村砖阶巷,贼驻于此,杀掠甚众,独幼祖以孝义感获免”云云,有点离奇。
  5、谱序中有“宣和间,子孙蕃衍,向营居第,不择吉辰,有不祥鸟曰鼯鼠,飞呻屋角。无何,祸患继作,死者十二三四孙”之说,似乎运公是逃避瘟疫而离开览村的。此说本应存疑,但宜孙公将自己错为“太傅公十七世孙”了(见后分析)。以此推之,运公为太傅公11世孙,所谓“死者十二三四孙”,应是运公之后辈,这又否定了运公是因逃避瘟疫而出走之理由。据此,运公于宣和二年因避方腊之乱逃至油坑之论断,乃毋庸置疑矣!
  6、谱序之所以将运公迁徙时间误为“崇宁间”,这不为怪。毕竟宜孙公作序时已距运公迁徙时间有150多年了,如果上辈没有文字资料遗留下来,下辈人只能坐在屋中苦思冥想,或谓之闭门造车也。我的祖父从事何种职业,因《纸角簿》上没有注明,父母又未和我讲过,所以我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运公祖父琰公,旧谱稿上就有“官拜奉读大学士,宋宝庆进士”。宝庆是1225—1227年,运公生于1103年,祖父怎么可能是1225—1227年中榜呢?这是很典型的“闭门造车”之作。我曾著文指出这一常识性错误,“瀛洲新谱”转录旧谱时,虽然除掉“宋宝庆”年份,却依然保留“进士”头衔,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宝庆进士章琰,是太平(今当涂)人,此章琰非彼章琰也!那时,受客观条件限制,寻找资料困难重重,“闭门造车”之作,“想当然”之作,很难避免。如今不同了,有图书馆,有档案馆,还可以上网搜索,只要勤快一点,细心一点,可以避免常识性差错。
  三、运公有无兄弟
  谱序称:“是时,讳幼祖即从事郎运公也,往来父兄宦邸……”。“西关版”在“是时”之后,还有“有祖四公位,所生二子,一子讳幼祖,即从事郎运公也”的话。与其相对印的另一依据,是“瀛洲新谱”上卷第30页,载有运公系“孝孙公长子”。有长必有次也。
  评析:1、所谓运公“往来父兄宦邸”中的“兄”,在我所收藏的多部章氏族谱中,却找不到运公有具体名字的兄弟,也找不到“四公”(“位”可能是其字)其人。至于“四公”与“孝孙公”(或“说孙公”)是否同一人?手头无资料,无从评点。运公“往来父兄宦邸”也罢;四公有二子、“一子讳幼祖”也罢;运公系“孝孙公长子”也罢;说明运公(即幼祖)是有兄弟的,宜多说并存。但,我倾向于运公无兄弟之说。
  2、就是孝孙公有无子,运公生父究竟是谁,也有不同“声音”。如,《章氏会谱》初编卷八第38页载:“琰公长子孝孙,配无考。无子,以说孙公子运兼祧为嗣。”第39页载:“琰公四子说孙。按,绩溪谱作克孙,字说卿,配徐氏,葬油坑淡竹下月角穴。子一运。宋刻福建谱,兼祧孝孙后。”同页:“运,说孙公之子,从事郎,配程氏,继徐氏(按,谱序‘瀛洲版’系胡氏,‘西关版’也是徐氏;运公墓的坟面砖上是胡氏)。公于崇宁间由昌化览村迁居绩溪油坑……卒葬坑下山凤形。”再如,“西关族谱”卷一中,瀛川统系第1—2页,在运公名下载:“按,福建宋刻统谱分系,公于孝孙公、兑孙公下,兼祧两房,而以诜、庆二公属孝孙公后,以授公属兑孙公后。旧谱未经详析,今据宋本注明,以免疑误。”(按,运公子一:瑕。瑕公子三:铣、庆、授)又据“瀛洲新谱”上卷第29页载:琰公有3子:孝孙、昌孙、悦孙(闽本名兑孙)。综合上列史料所称,克孙、兑孙、悦孙、说孙,乃是一人,拟以“说孙”代之。如果孝孙公无子,由说孙公之子运公兼祧两房,确属源于“宋刻福建谱”,似乎可信。依此推之,说孙公才是运公之生父,孝孙公系其继父。请注意:《章氏会谱》载,据“绩溪谱”,说(克)孙公(按,此处也有可能是指说孙公夫妇,或指说孙公之妻徐氏)“葬油坑淡竹下月角穴”。若说“说孙公”是运公生父,这或许是一个旁证。我之见,运公生父,两说宜并存。
  四、德仲公才是瀛洲修谱第一人
  谱序称:“吾祖德仲公,稔于家传,痛念上人创业艰难,深感后嗣传系无考,笔之于谱,以遗吾后。阅(据‘西关版’。‘瀛洲版’没有阅字)三世,孙宜孙备览之,又惧后之人侈世胄而忽艰难也,是用敬著,以传方来云。”
  评析:1、谱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吾祖德仲公,稔于家传,痛念上人创业艰难,深感后嗣传系无考,笔之于谱,以遗吾后。”显然,德仲公才是瀛洲章氏家族修谱第一人!也是全县章氏家族修谱第一人!德仲公是谁?经查“瀛洲新谱”,德仲公名锌,幼名十二,字德仲,生三子:士贤、士成、士恭。(上卷,第31页)士恭子二:文子、宜孙;文子出继士雄。(同上,第58页)但“瀛洲新谱”中,5世祖锌公名下,却没有修谱之记载;只在宜孙公名下,载有“述祖德,修宗谱,使自运公以下昭穆井然,俾后人得以循流溯源,敦本萃涣者,皆公之力也。”(同上)好一个“皆公之力也”,德仲公“笔之于谱”却全然抹杀了。我真搞不清楚,历代修谱者,为什么对宜孙公谱序中的白纸黑字,视而不见呢?不知何故,后人也不加思辨,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乃贻患无穷也。
  2、宜孙公对修谱并非无功,谱序后有“阅三世,孙宜孙备览之,又惧后之人侈世胄而忽艰难也,是用敬著,以传方来云”,说明他对其祖父德仲公所修之谱,既“备览之”,又“是用敬著”,同是有功之人。附带说明一下,“是用敬著”的“著”字,引用“西关版”,“瀛洲版”是“着”字。我查《康熙字典》,方知那时还没有着字,只有著字。今着字,古时与著字同用,后来有了着字,两字在某些情况下则不可混用。如穿衣着裳,著书立说,同字不同音,过去同用著字,现在则不可。我猜测瀛洲旧谱稿是个著字,不会是个着字,不然就说不通了。我在网上发现,今台湾好像仍无着字。
  五、宜孙公不是太傅公十七世孙
  谱序最后署名,称:“太傅公十七世孙宜孙逊之顿首敬书”。
  评析:1、太傅公是浦城3世祖仔钧,曾任“检校太傅”(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1921〕版,第1015页),故称太傅公。程光宪老先生曾为我写了一幅中堂《章仔钧太傅家训》,我挂了很长时间。从浦城始祖及公到瀛洲7世祖宜孙公,直系挂线为:及→修→仔钧→仁嵩→世涣→得象→约之→元方→琰→孝孙→运→瑕→庆→足容→锌→士恭→宜孙。宜孙公是及公17世孙,是太傅仔钧公15世孙,他自称“太傅公十七世孙”,明显是将太傅公错为及公了。“西关版”在宜孙公名字前只有“七世孙”3字,如是指运公7世孙,倒是对的。
  2、附带评论一下“瀛洲版”之“编者注”,其一称:“‘太傅公十七世孙’有误,应为‘太傅公十六世孙’。”此注也是错的,一错也可能是将太傅公误为及公了;二错可能是将“祖辈”漏掉了(最易漏掉的是“我辈”)。后一种“可能”较为常见,如《瀛洲钩沉》第184页的“编者注一”,称:舒頔写的《昼锦堂记》中,“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后、钱塘伯之孙也”错了,应为“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五世孙也”。上列“郇国公”就是得象,据《徽州古村落——瀛洲》第197—199页,其直系挂线为:得象→约之→元方→琰→孝孙→运之。运公系得象公6世孙,非5世孙。“编者注”其二称:“处士之□(按,此处应有个具体数字,舒公怎么丢了呢?或许是当时尚未理顺吧?下同)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句,应为“处士之七世孙宁国路同知麟卿”。上列“处士”就是运公,据“西关族谱”卷中,瀛川统系第1—2、8页,其直系挂线为:运→瑕→授→足贵→十八→八二→珎(“珍”异体字)→文麟。文麟字麒卿,非麟卿;是运公8世孙,非7世孙。编者多次纠错都错了,错在丢掉了“祖辈”。谱序中有“阅三世,孙宜孙备览之”句,这是对的。德仲→士恭→宜孙,3世也。我是运公28世孙,运公是第1代,至我是第28代,故称28世孙。在此,说件相关的往事:1962年2月24日,绩溪先贤胡适先生以院长身份,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当日下午5时,他在欢迎新院士酒会上,饶有兴趣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一窍不通的人,但我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辈分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就在这次酒会上,胡适先生念他的“四世经”,过于兴奋,旋即心脏病猝发,溘然西去,巨星陨落,全岛哀悼。(参阅易竹贤著:《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467页,注⑿)胡适先生在此排辈分,就没有漏掉“我辈”。
  3、再附带评论一下前列《昼锦堂记》。《章氏会谱》二编卷三“记”,收在第1—2页,题《瀛川章氏重建宋郇国公昼锦堂记》,开篇云:“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曰:按,章氏家谱,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后,钱塘伯之孙也”。这段话的后部分表达的意思确实有错,但原文又确实如此。何以为证?请看舒頔为文麟公之子、其表侄子明公写的《瀛川章氏族谱序》(子明公是西关章氏家族修谱第一人。因他们尊运公为始祖,故称《瀛川章氏族谱》):“南渡时,仓部员外郎迁昌化,亦多显者:翃之子槱、樵,诩之孙铸、鑑,皆相继登第;翃主徽州婺源县簿,槱主信州玉山县簿,樵知处州,櫄通议大夫,鑑爵钱塘县开国伯,铸福建转运使,淳淮东总领所干办官,祖康平江府军諮祭酒,祖邵知浦江县,颀之铜陵县主簿,运之从事郎。”以上之“亦多显者”,我对照《章氏会谱》,翃和诩是兄弟,属第一代;槱、樵也是兄弟,同是翃之子,属第二代;铸、鑑和淳,同是诩之孙、櫄之子,属第三代;祖康、祖邵是堂兄弟,前者是淳之子,后者是鑑之子,属第四代;颀之是祖邵之子,舒頔将运之紧接颀之后,视他俩为兄弟,属第五代。他们的排列,完全按辈分大小,一个不乱,并非有人所说按官职大小所排。修谱及写谱序的常识,一是按辈分排次序;二是涉及族人一般不标姓氏。舒公是我县大儒,这点基本知识理当具备的;知州与县簿,哪个官大,舒公也不会理解错的。“有人”欢喜自作聪明,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据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舒頔在《记》中说“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后,钱塘伯之孙也”,与他为子明公修谱写的《序》是相呼应的,文字上并无错误,错是错在他们父子向舒頔提供的这本“家谱”有问题。《章氏会谱》在《记》末有西关章必淳的长篇按语,一一指出其中的多处史实错误。“西关族谱”卷二十九“记”第3页,也收有《昼锦堂记》,开篇就改为“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处士之七世孙、宁国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属予文记。曰:按,章氏家谱,运之,宋平章事郇国文简公五世孙也”。所谓“七世孙”、“五世孙”云云,也同样错了。我认为,后人对前人的作品随意修改,这是很糟糕的事。《章氏会谱》对此就不曾修改,只在文末加上按语。在我看来,“瀛川处士章运之,重建昼锦堂成”这句话,也是个“笑话柄”。运公比舒頔早生200年,他重建“昼锦堂”,哪能200年才“建成”呢?就算200年前建成,也不可能200年后才找人写“记”吧?真是一笔糊涂怅啊!
  六、这是一篇经后人多次修改过的谱序
  “西关版”编者在谱序文末的按语中还指出:“中云‘有祖四公位,所生二子,一子讳幼祖,即从事郎运公也。’有祖四公句未详。今读逊之公原稿,乃知此序木庵公曾经大为润色,而此句则疑以传疑者也。”遗憾的是,当时宜孙公的谱序原稿尚在,编者未将其收录族谱,才造成以后仍然“疑以传疑”。木庵公是谁?“西关族谱”卷二十九“记”第11—13页,有郑恭写的《木庵记》,长篇大论,虽透露出木庵公是位很有才能、很有文化之人,但是泛泛而谈,未写具体生平事迹。
  同样,我亦认为“瀛洲版”被后人修改过,痕迹明显:
  1、如上评述,“宣和间”与“至阅一百七十余年,传十余世”,互为矛盾。“宣和间”与“崇宁间”,两者只能存一,不知后人改了前者还是后者?
  2、“至阅一百七十余年,传十余世”。170余年,怎么能繁衍到10余世呢?想必宜孙公不会犯这一低级错误。何况,运公29岁才得子;“170余年”又不准确。
  3、谱序中“是时,讳幼祖即从事郎运公也,往来父兄宦邸,素爱瀛川山水清胜,因置田庄,至是遂徙家焉”句,与前列舒《序》中,“运之往来父兄宦邸,道过瀛川,爱其山水清胜,因置田庄……锐志迁瀛川奠家焉”句,文字几乎一模一样。我怀疑也是后人据舒《序》修饰的,因为宜孙公生于宋,不可能抄袭舒頔(元末明初人)的文章。我也曾著文指出过,所谓“运之往来父兄宦邸,道过瀛川,爱其山水清胜,因置田庄……锐志迁瀛川奠家焉”,否定了运公逃难,最先落户油坑的史实,显然是想当然之作。
  4、宋咸淳壬申(1272)括号中的公历年份,也是后人加上去的。“西关版”没有公历年份。我上网搜索,获悉通常所说的阳历,即格里历,为现行公历。格里历是明朝万历八年(1580),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传进中国。清代已有,但并没有普及开来。直到20世纪初,我国才决定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历(新历—格里高利历),把农历元旦叫“春节”,把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时间从民国元年(1912)1月1日正式使用。严格地说,民国期间只用了公历的月和日,纪年还是用“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才正式用了公元1949年10月1日。谱序写于宋朝,那时公历尚未传入中国。
  史贵存真。我县北村人程光宪(1923—2012)老先生说得好:“‘鲁鱼亥豕’、‘张冠李戴’,古今书籍,莫不有之。欲求其真实,则有赖后世有志之士考证焉。”(参阅《名村与名城》第228页)我一直主张,对前人留下的史料,不论正确与否,后人引用,应当照抄,切忌修改,通过考证,发现错误或可疑之处,只能用添加按语的方法处置。不然,越改越滥。这项工作,要细致认真,切忌急躁,宁缺勿滥。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痛,真正做好确实不容易,包括本人在内。

                           2012年10月23日(壬辰九九“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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