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章氏文化研究组来函所询若干问题意见

章信哆


  1、关于“清1616—1911年”的评述,缘自章潜才《广东章氏渊源考略》一文开篇即称:“本文透过对现有的章氏族谱及其它相关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研读并依据《我国历代纪年表》对涉及的年代进行了考证”,而纵观大作,随着引述增多,括注跃然纸上,我笑称其有若减法算式。即以笼统之言淹杀、回避真相,也可能乏于资料或其它原因而未做出考证。其中的考证可以说只有对原文“清代初期”作“(1616—1911年—作者注)”。又如考“宋南渡”则“南宋1127—1279年”,考“明朝初年”则“明朝1368—1644年”。潜才先生本应以其知识进行考证,但除却“清初”、“明初”的括注都是自兴到亡整个历史过程,其中又不免存在错误,也就是你所提及的。其实以“清”为国号始自1636年,入主中原自1644年,此为公认。而清帝退位,在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按新纪年法,则在1912年2月12日。潜才的括注是公元纪年的1911年,属于引用纪年表而导致不符。参见谭其骧《清朝终止于哪一年》。其实这些可以说无伤大雅.与作者观点无大关系,只是用以凑数而已。来信中有一份摘自《天下章氏》的文字,早就登载了五斋公与潮汕支祖父子四人在梅县的合葬大团圆事。而《考略》一文见刊于2012年11月,作者还带着遗憾地说:“江西萍乡宗亲2011年寻根问祖到梅县时带着族谱前去印证……至今我们还未看到全书”。既然取得了印证,说明潜才先生已约略有数,至少比我等清楚,就应该和盘托出。这也许是作者故以“括注”回避考证的原因。因此《考略》一文作者以梅县、埭头、西塘三个最有表性的聚居点人文为基调,最终又弃三家族谱,而转以江西宗亲海红的手机短信为宗旨,把学士、松山从宋高宗二十一年降至明洪武元年五斋公膝下,承上启下,归入仁郁,从而完善了世录,通过脉络清楚的世录,与浦城陈坑的源流扯上关系,这种近于“天衣无缝”的“流水线”才是真正的“曲水流觞”风景。首先,潮郡章姓聚居点的世录因历史原因存在断层或脱漏;第二,“浦城世录”跟潮郡存在交接摸糊,而且无据。先代族谱是经过艰辛求索,在近于无助的情况下为了“苟延残喘”而做出的补救,虽有不足之处,仍有章可循。各聚居地原来沿袭的资料,宗源明确而统一,倒是交通方便之后,联谊有成,日新月异,世录反而颠三倒四,单此即有所彰示,也说明大家都是聪明人嗬!与其说无视康熙(三)十三年章震青公所撰的《潮州埭头乡世系叙》,无毋说颠覆埭头章震青是为了给转弯做铺垫!
  2、普宁西林宗亲所持“旧谱”不旧,这是其硬伤所在,然而却成了一些人所凭之文献。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林族谱通篇不成体例,有很多嫌疑,并且十分粗劣。把人名“元”涂抹改为“原”,大概因为“元”在古代过于简单。有些地方有些篇什毫不相关,上文不搭下文,甚至有整行划掉。旧谱中出现这种粗劣情况在古人是绝对不容许的。除了错字别字,竟然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颁行的简化字,嘉庆二年的先生是不认同我们的简化字的。我倒觉得谱序有一定的可信性,而世系则纯属攀附,因序文中根本未涉及宗源,也因其缺乏详实资料,不可能悉记世图中一长串的人物,迷失宗源,却受到完谱热望的驱使。浦城方面根本没有,而非拒绝,但它成了后人攀缘之端口。而恰恰世系又与所谓的源头浦城陈坑未能圆洽,反过来影响了序文的可信性。其文曰:“浦城本族特以旧谱浩繁,难以悉请(按:请字疑清之误)下潮,姑将自已廿四世祖开西公派分潮事实,载录于谱”。难以悉请(清)而姑将载录,体现了修谱者之苦恼,似乎还有点敷衍。而最终世系却又同时罗列于谱中,一个不漏,如数家珍,这就是姑将出来的结果。因为世系之难以确认,所以不可随便套用,而顺藤摸瓜至追宗仁郁,毫无根据,自然难以取信于人。
  《会谱·浦城章氏世系源流暨分迁各支记》:“惟第十四子仁逊公后嗣未祥。”其实,仁逊一支自宋已失记或根本不在浦城,或者早已外迁。否则浦城也不至于以旧谱浩繁为借口拒绝联谱。修谱者受职责与热望的敦促,草率完谱,“下潮姑将自已廿四世祖开西公派分潮事实,载录于谱”可见是权宜之计,才产生了上承仁郁的错位。《章氏会谱》刊刻于1908年,而该谱重修时间是清嘉庆二年,其中有不少相同文章,却多了简化字?嘉庆以前就已经知道并且清清楚楚,我们的祖宗在浦城陈坑,陈坑的宗亲一直为我们保藏着。好像与五斋公一个模式,可惜善公比退役的五斋公还要年轻。西林章氏世系图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抄录的值得深思。如果出于会谱“浦城县水门陈坑潮州海阳世系图”属实的话,从“子東至弟飞熊”分明已经到此为止。不可能由善公生陈坑祖飞熊之后还下潮州再生丙乙。另一支由子东到善公。假设下面有丙乙,仍可以作善丙、善乙,却不见丙二。而最近新榜谱居然变成夫人带二个儿子来潮开创,而后世竟连祖妣也守口如瓶。这都是为了达到完谱的心愿而已。
  3、《会谱》倡修之声一直没屏息,当然大有意义。当家的有信心,封神赐爵,只要大家一条心,“修齐治平”,修谱也不是登天之难。但这不是由谁把关的问题,你老人家生命要紧,不必耿耿于怀。先把睡觉的地方腾出来,准备收藏会谱吧!对祖宗渊源的探讨,我和南澳宗亲同样着急。现在存在歧异,甚至抽底换墙,是有历史原因的。近世修谱缺少原始资料,求同存异,在补救方面是应值得肯定的。近年修谱倾向于追求精美,弃旧图新,急于求成,稗谷太多。特别是,那些排列有序的文字好像受到磁场作用。渊源和世系是构成一部完整的族谱的重要资料。忙于修谱的人一边大叹旧谱荡失无存,一边豆芽炒薤菜不亦乐乎。按现在的状况,只有实事求是,追求世系完美是不实际的。而愈完整的世系就愈见弄虚作假。难道修谱的意义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悬念?而一些修谱关键人员干脆怀疑旧谱,一句话说它“也许记载有误,”即可弃之。这样就可以阔步大走捷径,移花接木,不费吹灰之力便亭台楼阁,山光水秀尽收眼底。大功告成,尊祖敬宗,洪武华表,无法排遣“宋高宗二十一年冬”,只好再来一次“姑将”了之,梓行千千万然后分藏。一些让丈二和尚摸门不着的“倾心大作”,动辄几千上万册。一位主编曾对我说“你再怎么也无法改变。”
  名和字之区别在于俗与雅,学士是字,丙二属讳。南澳族谱就提到“讳丙二公”,樟林新陇章氏宗祠内壁有一方碑刻,末尾也提到丙二祖(代指各房)捐银入祀木主事仪。颠倒名、字,是作者对古人起名赐字的不了解造成的。而称学山别名松山纯属荒谬。一位曾参与联谊的宗亲,向我(在座共六人)说了真话:学山是若干年前为了适应梅县章氏寻亲的一个“共识”。把松山改为学山,形成埭头祖学士公,西塘祖学山公,梅县祖学长公,这样才像兄弟。同时还在石扇修了一座兄弟三人与父考的合葬墓,至今存在,作成了了明初的五斋公夫妇成了“宋高宗二十一年冬”徙来西塘的松山公和创居埭头学士公的府君。这是联谊的结果。而江西芦溪章家陂旧谱对五斋公夫妇及传子学长的生卒归葬记载相当详备,不攻自破。不可理喻的是,由明朝的善公出任潮汕章氏始祖,只是换了一副时代服饰而已。因丙乙与善公的微妙关系,而放弃善本,排斥善本。善本才是真正的记载,无此,即无松山,无学士,又何来丙乙、丙二。仍然是因为丙乙与善公的微妙关系,也建立不了否定仁逊的立论与观点。旧谱告诉我们,丙乙有兄弟叫丙二。而“世系”之下只有丙乙,没有丙二。打一个比方:善公之上几十代都是单传,如果其中有一人叫某蛋,那么连同善公都是蛋蛋。石头与砂米就是同一物质,以作者之逻辑,韩江细砂都是泰山顶上的顽石所卵化的,通通要称父于石敢当。
  已经梓行的,通过族谱,通过章氏刊物,以“官方形式”大量发行。南澳是认真的,这一点很好。但现在好像“南澳轮”也触礁了。2013年底我接到西塘新谱有关渊源定印稿,还有南澳某宗亲所作的渊源考证,当时就一并给出回复。我给南澳宗亲一文的回复是这样说的:
  “南澳新谱未成,有民主之风。有一篇文章,叫《潮汕章氏渊源世系考》,与上述有相同倾向,都是否定仁逊,改宗仁郁,跟着松山学士在善公引导下走进祠堂。我很庆幸,作者没有否定‘宋高宗二十一年’,如果那样,善公就有了资格进入我们的视线,同时善公也成为仁逊公的一员子孙。但如果目的是为了否定仁逊,否定‘宋高宗二十一年’则无法否定仁逊,而且,还必须继续利用‘宋高宗二十一年’。”
  然而,南澳宗亲的文于2014年6月单独发表在《广东章氏》第三期,我却在今年12月才接到歧山惠德兄的惠赠,之前无所知悉。我通过比较,发现该文有所修改,并且果如所料,作者转而对“宋高宗二十一年”发出怀疑,认为记载有误。对待文献尚且可以如此,夫复何言?可悲可叹也。但现在我仍可以这样说:怀疑仁逊也好,怀疑“宋高宗二十一年冬”也罢,《潮州埭头乡叙》撰者贡生“五房裔孙震青”是无法否定的,名籍记录在嘉庆澄海县令李书吉修的《澄海县志》中。而该宗亲把原文支解得七零八落的“武断”,应该不是出于故意的谦虚。《广东章氏》第三期特刊《潮潮汕章氏渊源世系考》,作者章俊程宗台在该文中引用并加以陈述:“仁逊公不是章氏入潮始祖的直系远祖。潮汕地区有关有关仁逊公的最早记载,出自康熙十三年(1674)埭头世系五房裔孙,贡生震青撰写的《广东潮州埭头乡世系叙》……其次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岁贡生三房盗孙含谨在二修族谱序中,同时记载:“而我旧谱称祖籍在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之祝万庄始祖綡,成化举人,由浙江出仕为潮州通判。……仁彻:抑或与埭头乡同祖……”。其原文是:1、孟夏岁贡生——裔孙含谨识。姓章名含,郑重记述,不是姓章名含谨。2、埭头乡族谱不详几修。二修族谱乃广西钦州章氏族谱之二修,不是埭头族谱的二修,作者在下文中仍然称其为埭头二修族谱,说明对该谱序还不了解。序文抒写道光甲辰年秋,有一个叫章铭,字韵秋的浙江人,来钦州做州尉,到关圣庙后面书斋拜访钦州籍同姓的章含,询问渊源,发现原来是同家人。该文称:“太傅仔钧公第五子仁彻,渤海郡君越国夫人练氏祖妈所出一支也。太傅有二配,正配练夫人生四子,四仁嵩、五仁彻、六仁郁,十仁肇。副配黄太夫人生十一子……潮州隶头乡一支,即仔钧公十四子仁逊,黄太夫人所出也。”这些是依旧本所记出谱展对互相了解的。下面又转入二人的述话:因共同来自绍兴,章含则自祖章琼来钦州,所以说“其分支而与韵秋同祖仔钧而宗仁彻,抑或与埭头乡同祖仔钧而宗仁逊,渊源不紊有自哉。”
  这是三个地方(按今是三个省)的二家人,一个祖,二个支源,浙江绍兴的仁彻和潮州的仁逊。但是,经俊程宗亲的肢解却成了“由浙江出仕为潮州通判。……仁彻:抑或与埭头乡同祖……”。作者所援引为据的资料有二方面的错误。1、对原文断句不当(原文已有正确断句)。2、引用资料是既有钦州章氏宗源仁郁公的,也有埭头乡宗源仁逊公的资料,原本是独立各自成篇的。经过作者的揉合和重新裁断,变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终于有了“……仁彻:抑或与埭头乡同祖……”的重新认识,也使改宗仁郁有了一条金光大道。改弦易辙之后还来一句“如果硬要说仁逊公为入潮始祖的直系远祖,倒不如说五房仁澈公为入潮始祖的直系远祖更靠谱些。”大有妙珠坠涧之音。
  该文章登在《广东章氏》第三期第45—48页。同刊第49页有一图表,“潮汕章氏渊源世系图”。图表列出了埭头世系:“二十一世善,入潮始祖——丙二(学士)——录(加竹字头)平——笃信——道……”不题作者姓名。该世系图非常的奇怪,“笃信”是学士第九世,在图表中却被排在第二世。笃信公至开基祖学士公间几代被遗漏。学士公是仁逊公苗裔,往上溯却成了仁郁公流派。学士公是“宋高宗二十一年”之前“创业中都久之……”之后生的兄弟中之弟者,却成了明朝善公的儿子。夫复何言?正如贵刊后记所言“全国发行,影响早已超出广东。”
  “基绪之将坠者屡矣。幸一线之犹存。”几百年前的先祖在冷冷清清中以坚强的信念慎终追远,今天的我们却风风火火弃仁逊公而去。果真要追踪仁郁,也必须让历史接纳。
  更甚者,把宗源仁郁的钦州谱硬说成是埭头的几修,自己坠入歧途不能自拔。我在文章就给予指出其引据有误,后来也曾在电话中直接提醒,但该宗亲似乎不以为然,总是用仁彻过继仁郁的一大帮螟子蛉孙,质问仁逊,同时也向我提出诘问:“八世以后的裔孙是谁;既然知道松山公是入潮西塘系一世祖,那又不知松山公上代人谓何世祖。况且松山公与仁逊中间所隔几代,乃至十几代先祖为何人都不知道,这能说松山公是仁逊公之后的裔吗,这能说仁逊公是入潮先祖的直系远祖吗。单凭南澳县《章氏祖谱》,普宁西林《章氏族谱>>,以及各地有关入潮章氏渊源的记载,就基本可以证明一个史实,即潮汕章氏始祖,应是浦城四世六祖仁郁公之后裔,其二十一代孙善公,是入潮章氏始祖。”手头拿着现成的完整的世系,不问是非,不做研究,只要把人难倒了,就是大吉利市,不谛是一条省油的捷径。让人担忧的是,目前不少值得商榷的“曲谱”及散见于内刊、网络文章,俨然被作为参考文献。像篇首提到的《广东章氏渊源考略》一文,有人喝彩,也不止一人援为引用。
  南澳章氏族谱修于1989年,是在汕大医学院湘平先生的谱稿基础上修成的,这些资料的来源是湘平先生通过“访问族中遗老与拾零”采写的。其中世系部份引入湘平先生的资料.南澳宗亲复印的湘平先生的一篇手稿,其中记潮州西塘世系:“1世松山—2世竹山—3世庚三—4世春山—5世乐山。”生活在今天的宗亲,就有叫章子钧的,埭头还有叫章学士的,这是因为世代远渺,很多人未识先祖名字。但在西塘世系中,庚三之上父与祖,庚三之下子及孙,直系五代人之内同以“山”为名。不管口碑如何坚定,足证“口头文献”之短见。又何况那么多铿锵的“神主”,究由谁的记忆而存下来的呢?其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不知有学士公,只认松山为祖,把今日整个潮汕地区的章氏,通通纳入西塘松山公的后裔。其中饶平根本就没有章氏,而南澳县在1958年11月曾并入饶平县,称饶平县南澳人民公社(1959年3月20日国务院行文批准执行)。因为埭头在明成化之前属海阳,成化十四年属饶平,嘉靖四十二年起属澄海县,因此饶平、南澳的章氏其实也就是苏湾都埭头乡的章氏。其中把歧山章氏放在西塘松山公后裔外迁之一,“旧载南澳章氏开基渊源”则仅详其“西塘乡、乌汀乡,俱系派下”而已。南澳新谱自身也存在不少错误,把创居埭头的时间定在明初“(明初来创埭头)”;而后才将徙创南澳的丽吾公作“明朝”、“明中末期”。再一个就是“丽吾祖弟景扬祖同创南澳。”然而丽吾公是兄弟五人中最小,没有弟景扬。
  4、关于埭头2007年新修谱,我不想多说。南澳1989年修的谱存在错误没有消化都被引进到埭头谱中。潜才先生、俊程先生也引用了湘平先生的世系。潜才先生和俊程先生,还有你,又都把《埭头章氏世系谱》中附录的“五修谱序”误为埭头章氏的五次重修,大错特错,也是铸成大错的原因。钦州族谱中收录有埭头章氏世系序,埭头章氏谱仿其体例,将钦州章氏谱序也附录于后,原非埭头所属。作者行文写得明明白白的。其中只有一篇“潮州埭头乡叙”而已,也不是第二次修谱序,历多少修不详,只是仅有的遗墨,“潮州埭头乡叙”中根本没有说及仁郁片言只语,但宗源仁逊是明确的,而钦州章氏则是排第六的仁郁公系,也是明确的。请你们再细读,即会明白。
  5、录正公也称录平公,大概出于公正持平之意。录正公是埭头始祖学士的第一代,即学士公五子中的第三子。而笃信公是学士公后裔第八世,有祠堂,自古为行船世家,潮郡章氏凡行船皆出埭头,埭头皆出笃信堂。有外运内运船户。宗亲章学家其家庭在解放以前单兼有内河和外河(红头船)运输船。至今仍有不少船户领取政府补贴。新谱录正公排在第二世是错误的,刚开基草创的人即有祠堂是不可能的。南澳新谱抄录道光二十年谱载文章时,一处称“(学士公)诞有五男,惟三男笃信公曾孙丽吾公明朝始创于澳之隆”,有误,其实是第三房,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而第三房后还漏掉“后裔”文字,有另外一处记述可以参照,原文是这样的:“学士公第三子遗下至笃信公”。很明显,笃信公根本不是学士公的第三子,而是第三房遗下即后裔。具体在第几代?是关键问题,也是南澳修谱急待的问题,对埭头章氏族谱以后重修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南澳1989年修谱本,经常说到“根据埭头旧谱所载”之话。“第九世笃信公之曾孙丽吾公”。“据南澳章氏旧谱载:“(学士讳丙二公)为埭头章氏一世祖,传九世裔孙讳丽吾公”。这是学士公五子中终于有一房较为完整的传记,是第三房录正公的传衍,也是南澳的福份。修谱不必急于求成,读谱要细心,要有耐心。读了还要研究。
  6、迁出地莆田与浦城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孰是孰非,在新修谱中却经常被写错,比如莆城、浦田云云。又如作莆邑,蒲邑,浦邑。有人将其认识为浦城。其实在我们这里,包括族谱所指,蒲邑、莆邑是莆田,浦邑属漳浦。莆田旧属南安,那里是章姓郡望之一,宋乾道初有莆田人章辟之来潮任海阳县尉,死于任所,年仅二十六岁。我们旧谱开篇所言浦城世系仁逊公后裔,不等于就是从浦城直接入潮,只是明确宗源而已。西塘章氏家庙柱联:“自唐代开基官太傅列朝议、祖宗积德绵世泽;由莆田发迹入潮郡创西里、敦诗说礼振家声”也不足作为物证。联语“莆田发迹”蕴藉了把莆田作为章姓在近古的族望。《南澳章氏族谱》一文引道光作沐公谱序称:“旧载南澳章氏世系序:溯我氏祖之渊源,原由福建省兴化府蒲田县所自来者也。祖考仕唐朝,……”即用了大量篇幅记录“我祖”行状,至末端才写到“衍派学士丙二公”。这是旧谱对“祖”纷纭众说之一。《四库全书》*宋祁为章得象所作《文宪章公墓志铭》:“宋有清忠肅艾之相曰章公,諱得象。其先齊太公裔,封於鄣,去‘邑’爲章氏。僑徙不常,後爲武寧望姓。”北宋与得象公同时之人且称章氏“侨徙不详”。那么,高祖仔钧公及其十五子包括十五子后嗣都有可能由武宁(今属江西九江,豫章郡是章姓历史上的郡望)徙南安(近古有以南安为章姓郡望,甚至称祖坟祖祠尚在),再由南安徙建州。莆田属南安郡,仁逊公一支或其子嗣居莆田或由浦城不明,自浦城出仕之后多番流徙入潮,所到任所,都是过客而已,或曾经居莆田,也或如西塘家庙柱联以莆田为发祥之地代以所出。因此,对于迁出地的争议,我认为应该渐时尊循旧谱的记载,以后有所发现,另行修正。
  7、埭头现有行辈最大是芳字辈(19世),最小是英字辈(25世),新陇已达隆字辈(28世)。按现行字行四句二十八字,排在十九世的芳字辈,见世仅五百年左右,有人按可知字序来决算,判定了迁创时间是明朝中叶。结果对“宋高宗二十一年”无法给予解释。除去中都创业的时间不计,自宋高宗二十一年,至今也有855年。所以,我们现在所记的字序不是全貌。早在康熙三十三年所撰埭头世系序即称“自宋迄今二十余世矣!”如按1052年于中都营居草厝芸堂开始,至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历二十余世,须要640年,这个数字也符合人口传衍规律。而今又传二、三十世(以本人为界,是现行中第二十一个字振字辈。注:不是第二十一世),则埭头章氏自入潮已传四十多世。它说明了现行字辈不是自古一以贯之,而只是字序的一个部分,像明潮州先贤章熙,字世曜,在辈序中很难找到相应的“字。”历史悠远,几十年一修,尚且无法完善,而在旧谱失传之情况下,四五代前的先考已难悉记,谁能记住几百乃至千年的祖宗世系?相反,让世代相传千千万万的子孙记住一个如数家珍的肇祖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从字辈计算迁创年代与阅世时间,而世系的空白中断是无法弥补的。埭头新修谱是一个例子,断代失载至无法接续特别严重,几至大部分自祖或高曾以上空白,家属不识世系名讳。还有一种状况:家家有华侨,八千里路云和月,不知向与谁说?正如在家族网上有一位寻根的马来西亚华侨后裔,自称曾祖名章合法,原籍澄海人,却一直无法对上号。
  南澳方面,丽吾公以下世系也有一载不清。最大的疑点在于把景扬公当做与丽吾公同时迁创南澳的兄弟。按旧谱所载,笃信公曾孙安稳公生五子,第五子也就是最小的丽吾公徙创南澳,丽吾公之下并无弟景扬公。从对景扬公的详细记载上,可以清楚知道,景扬公是生活于明末时期的人物。南澳修谱时称明末清初实行海禁,族人内迁饶平县是不实际的,为什么不迁到澄海呢?按所述迁地是磷溪,一直为海阳属地。也许,饶平、澄海二县未建置,那么就是1477年以前事。其实明末沿海内迁百里,南澳为郑氏抗清基地,不在其列,也相对安宁,因此对景扬公记载详尽。既然是兄弟二人同时徙迁,景扬公无婚娶,田宅等产业都有存记,兄长丽吾公却毫无记载?这是因为明初多次实行海禁,清政府多次迁澳民于内地,人神俱迁,庐墓荒芜,成无人之境。这期间导致了旧谱包括记忆的迷失。从明末至道光二十年修谱,二百余年,作沐公自称丽吾公九世,把景扬公当做与丽吾公兄弟,就是自景扬公起算,景扬公与丽吾公之间存在断层、不是兄弟,实属上下代的关系。
  那么,埭头辈序应如何界定呢?现在沿用的所谓旧序,不是全貌,是其全序中的后四句。古人创字序不厌其烦,希望子孙千秋万代,而七字四句俗称七绝句,古人是不会擅用做子孙传代的,我认为,前面遗忘至少有二句十四个字,即十四代人。也如南澳现在已启用新撰字辈,再过一段时间(前提是必须国泰民安天下承平除外),前缀之序也恐又被忘却几十或几百年之后,我们子孙仍只有二十多世。有人不作深究,仅以字序与行世来决算阅世时间,并据此确定创居年代,导致了明朝的人骑到了宋朝的祖宗头上,明知不美,也只能这个结果。话说回来:前十四世,约350年,即入潮时间的1052年加350年,也就是在1402年(明朝初年),即入潮前十四世。“自”之后至今,历七百年,二十八世,前后每世都是二十五年。世代的传衍不能以平均来计算,但一个客观的平均数字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总体上符合人口传衍规律。(启序如按高宗二十一年公元1150左右的学士公起算,则在1500年,刚好是明中期)
  南澳丽吾公是埭头始基祖学士公三房录正公第九世笃信公(天字辈)之曾孙,“居”字辈。加上录正公就是学士公之第十三世。仁逊公之第二十世,即入潮始祖志贤之第十五世。按一代25年,用数字表明,即1052年约加375年,即在1427。在前十四世之后,属于“自”至“居”辈,前面已传二十世。“居”字后又传二十二世,五百多年,平均每世是二十五余年。(上述数字是约数,不是绝对数据)
  (埭头)
及—修—仔钧—1仁逊—2九思—3复才—4後—5志贤(万端)—6善(隐德)—7学士(丙二)—8(禄方、禄圆、禄正、禄直、禄全)
  8禄正—9—10—11—12—13—14—15自—16从—17(天)笃信—18(道)诚志—(19启)安稳-—20(居)(庠生、南岭、南窗、怀吾、丽吾:南澳祖)
  (注:志贤、隐德是据《潮州志》载: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有福建建安章志贤知潮州。“旅寓于潮,遂创业中都”分析推测而来的。前者为宋皇佑初知潮州军事,后者纯属伪托,也效古人对不知名讳者之命名,凡名不著者以苟名“隐德”。取名善,是应当前之尘嚣。另见《谒祖庙溯祖宗入潮始祖论》。知有失严谨,借以分析,据实则可按断代处理)

  学士列及公第十世,仁逊公第六世。开基埭头1世。南澳支祖是埭头开基祖学士公第九世笃信公之曾孙丽吾公,居字辈,即学士公之第十三世)。松山公与学士公乃兄弟,西林谱中称“祖是浦城世系第十世”,完全与上表中学士公相符。又有以前修谱称松山公为浦城十三世以之说,这些都有其因由。根据旧谱和复述旧谱的过程会出现一些错别字,其精髓不变。而通过摭拾采访的“口头文献”有一定的可塑性,可长可短,可上可下。长短上下不符合规律,就是“口头文献”的价值取向,也是“口头文献”无法解决的原因。南澳族谱中重要地方必出现“据埭头旧谱考证(或记载),祖是浦城五世孙。”“渊源浦城仔钧公惟十四子仁逊公。初来潮开创……”等等。一部族谱不止一篇序文,这些都不是康熙时章震青撰叙中可见的,也许旧谱中有入潮始祖的记载,包含了与松山伯祖在中都时期,从入潮始祖计算,共同的祖是仔钧第五世,仁逊第四世,也颇为符合。尤其是在他谱中存在如此接近的“记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南澳1989年修谱完全套用章湘平先生1985年的现成资料。湘平先生的简谱把章氏自立姓第一世列至六十七世讳善公,是子东公次子。同时把今天整个潮汕的章氏,包括潮州、饶平、揭阳、汕头、埭头等统归于善公之子嗣。而南澳方面由于失去历代世系图表,在根据自己渊源基础上套用了湘平先生的历史世系,并特加说明,与道光二十年的南澳先贤作沐所作谱同时存在,以求大同存小异。两谱都是在没有旧谱的情况下为补救而做的工作,对现在修谱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不能等同视为旧谱。南澳1989年修谱时,与章湘平先生在85年修谱时同样为难。其在《章氏潮汕某系图三》中说:“吾乡族谱焚失,难以查考,通过访问族中遗老与拾零。”一篇序文,有时只重在宗源的概述,但一系列的世系,如何能够在失去中拾回来呢?而最终又一个不少地罗入浦城下坑,这不是艺术的创造吗?
  宗法制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切综合思想植根于父权与夫权体制,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因此,每一个家庭的传承,所有族谱的世系,都由男姓,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一个牢固的金字塔。而现实中,世系犹如一根用绳子穿起来的铜板。一个时代的铜板可以千篇一律,也可能是一长串毫不相干的年号。后者有如世系的记录。不论其由各人所记,还是通通记录在谱的列祖列宗,一经兵灾水火,往往荡然无存。就是承平世界,久未修谱,很多东西也会忘于生活琐事。但也有一些事实,是无从否认的:西塘乡章的祖坟在破布坑,是口宋坟。在埭头乡,今教堂路中的地方自古即有五房坟,是五个姓氏的祖坟,章学士公是其中之一,与宋黄氏功曹同列。旧谱记载的祠堂、祖墓分金字向,可以印证。
  对祖宗的认识一片空白,何谈尊祖敬宗,慎终追远?不经考证、或以缺乏条理的“考证”,把学士公安排在五斋公之下。五斋公被多人否认,不是因为五斋公的生葬时间,而是因其夫妻合葬确凿。现在转而以善公为潮汕学士之先考,善公是明洪武中人,竟然晚于五斋。于是怀疑“‘宋高宗二十一年’存在错误”。这个观点就是基于世系。从现有流传的字序看,只有二十八字,最远世二十八、九字(新编字序),最大辈分是芳字辈,列第十九世。自明洪武至今五百多年,辈分相差十代。大家知道,家族中辈分越高,出丁就慢,而晚育是最大的因素。老来得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机会,更不可能是某个人的专利。几百年,相差十代人,这是无稽之谈。相反,世系脱节或辈分拉长都是由于创居早,传衍广,即所谓源远流长。而这一切无疑都受到了善公的影响。根据与章善有关的资料考释:
  1、《章氏会谱·各地始迁祖一览》:“潮州海阳祖章善,及公二十一世,六子仁郁公派。
  2、"潮州湘桥西塘乡祖章松山,及公十四世。元代。
  3、据福建地方志之窗:“明乡贡表洪武十六年章善字敏善。官海阳县知县。有传”
  4、汕头市潮南区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8月《潮阳大事记》:“洪武二十八年,章善任本县知县”。
  5、“江西上饶余干严溪祖章善,及公二十三世。十子仁肇公派”。(据会谱记录:天顺间南昌已卯举人四川乐志县知县章善。历史上以天顺作为年号的有元朝时期天顺帝(1328年)、明英宗朱祁镇1456年)
  6、据《章氏会谱》记载:“善昔為山東茌平典史,今刑部郎中吳興章善。其父自明,在鄉念之,弗克靣訓,故遣書誨諭,……善每思往昔耳濡目染之時,未嘗不欷歔流涕,如見父之存焉,故構堂於其所居,扁曰,誌訓,以示不敢忘也。"(这是洪武时的善公,吴兴人,官至侍郎,落藉潮州,寓贤表绝对不会漏记。)
  上述六宗资料,除第2条是今潮州湘桥松山公之外,余皆为章善故事。1题不详所自。2题没有宗源记录。3题洪武十六年癸亥,在公元1383年。乡贡就是举人出身,官海阳县即仕途结衔至县令,不等于留居海阳,更不是海阳章氏始祖。因为会谱同时记录了在元代时已有松山居湘桥,湘桥还是潮州中的潮州。官海阳县知县而有传,就是说,善在海阳令上为地方人民做了什么有益的事,这在方志、在民间口碑,今天应该有书有理。可惜,《海阳县志》中并无知县章善。4题,同样道理,在洪武之前已有章姓世居海阳湘桥。会谱记录时间是洪武十六年,官海阳县知县。地方志有关章善则记为“洪武二十八年。”不管是洪武十六年或二十八年,海阳均无章姓县令。官潮阳县不等于就是海阳章氏始祖。在浦城陈坑谱表中,善公是飞熊之先考,飞熊是陈坑始祖,没有证据证实善公来潮阳做官之后,又生丙乙、丙二留在湘桥和埭头。而按《会谱》编写,他们都在海阳。按《潮州埭头乡叙》,松山公与学士是兄弟,“松山”二字即源于是叙,还早善公七世。第5第6题与潮汕无关可以忽略。明洪武时潮州海阳,几乎是今天潮汕平原的一半,包括饶平、大埔与梅州、澄海大部地方,也包括了湘桥在内。《会谱》称“善,潮州海阳祖”不包括潮阳、揭阳和程乡(梅州)。而普宁西林在洪武时属揭阳,不属海阳,但章姓却系出西塘松山公后裔。其谱称“浦城世系十世孙”。埭头在洪武时属海阳,其谱称自“宋高宗二十一年冬”由当时海阳中都迁徙,创居者名学士,《会谱》不但只字不提,所言“善”根本不靠谱。从今天现实上看,湘桥区章姓,除了西塘松山公流派,还有属于埭头学士公流派,而西塘松山公与埭头学士公是手足兄弟,同时创居于“宋高宗二十一年冬”。世代相差危异,加上不同宗源,不明所自,不知所徙,会谱也不能自圆其说。这些资料的来源是通过什么途径,为什么没有西林,也没有埭头、南澳的记载呢?有人称“本乡族谱资料尽失,无从考证”。既如此,善公是考证的结果吗?
  潮州章氏新谱在《编后语》中曾说:“以史实作为依据,以古人所提倡的‘断自可知之世’作为修谱原则。”这是欧阳修的话。“可见之世”是一个人在其有限生命中对五服内亲属的认知,五服指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能够认知的最大的极限,而不是对古往今来被罗列在世系线上的符号。我想这与“天下无二章”的作者余奎元先生的“断自可见之世”的观点有一定关系。只是,有人不谙‘断自可见之世’的真正含义。
  后语
  族谱是“大家人”的生命史。它要求我们要高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就是尊重先人,尊重先人必须尊重有价值的老谱。《潮州埭头乡世系叙》是一篇难得的文献,简朴自然,有关时间、人物、地方一直为后世修谱所凭,今天仍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印证。任何时候的文本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有人对其发难也是好事,但我希望这些人能以老谱为蓝本,同时对老谱中的疏漏给予正确理解和梳理,在新修谱中则加以纠正。这是需要一番深入的研究的。来函所询若干问题,限于水平和资料,权以拙见见教。共勉。
 2015年2月—3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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