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彼淇奥

王振忠

　　这是一篇关于一个村子名称变迁研究的文章。作者通过一个小小的地名变迁，反映了一个姓氏的兴起和衰落，一个地方家族间的激烈争斗，国家权力对介入地方争斗的初囊及其实际效果。自己对这篇文章很是喜欢，想来和风情栏目颇为相合，故转贴如下。如有同好，则不胜欣喜。
章　漪

　　徽杭高速公路穿越安徽歙县南乡，绵延的干道，昭示着古老的徽州与长江三角洲的联系更趋紧密……
　　这条高速公路通行的路线，与传统时代徽州人外出经商的陆路颇相接近。明清以来，除了新安江水路外，从徽州府沿着现在的徽杭公路沿线，陆路可以一直走到杭州。当时，从徽城(即歙县县城)走上二十里路，便可走到一个叫“章祁”的地方。“章祁”这个地名唐宋时代就已出现，而在明代徽商编纂的路程图记中，亦写作“章祁铺”，这说明此处地处交通要冲，原本是个官方设置的急递铺。
　　在徽州，章祁的“祁”字亦写作祈、岐或圻，均为界限的意思，而它前面所冠的“章”字，则是当地先住民的姓氏。章祁，原本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王家村”、“李家庄”之类的普通村落一样，并没有什么引人瞩目的地方。
　　不过，在唐代，这里发生的一件事，却使章祁及其周遭在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新唐书》记载：“歙州野媪将为虎所噬，幼女呼号搏虎，俱免。”唐代的歙州，也就是北宋以后的徽州之前身。逐麇鹿、搏虎豹，通常都被视作力士所为，非有绝大勇气不可。故此，歙州幼女搏虎险胜的事迹，便显得格外瞩目。
　　稍后，这个故事的细节逐渐变得更为具体、丰满——歙县人章顶(一作章预)有两个女儿，与母亲程氏一起登山采桑。当时的自然生态想必远较现在为好，但未开发地带的周遭环境也随时隐藏着危险。忽然闯出的一只吊睛白额虎当头扑来，母亲程氏被虎一口衔住，情急之下，章家二女奋力扑打，结果竟赶走庞然大物，将母亲救下。此事被歙州刺史刘赞得知，后者对她们褒奖有加，不仅蠲免了户税，而且还将章氏所居的合阳乡改名为“孝女乡”，以表彰其人的事迹。后来，观察使韩因刘赞治下出现了这样的义民异行，也上奏皇帝，皇帝遂下诏褒奖，并升了刘赞的官……
　　章氏二女的事迹，给后世的歙南地域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是“孝女乡”之名一直沿袭了下来，直到明清，不仅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而且在民间的宗教科仪中，“孝女乡”的名称也仍然频繁出现。
　　在提倡孝道的传统时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名在地志祀典，而章氏二女巾帼有胜须眉的事迹，无疑是个极佳的典型。遗存迄今、徽州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南宋罗愿《淳熙新安志》中就列有“章氏二女”之传记。及至元代，著名学者郑玉作有长篇的《章氏二孝女庙记》，指出：徽州府城南二十里，“若桥，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孝女村南五里有山，曰二姑岭(亦称义姑岭)，上有孝女之庙，但到郑玉的时代，该庙已颓然就废。为了兴废继绝，南里洪节夫在村旁的青山庵之前轩四楹，塑造了孝女的肖像，购置了田产，作为提供香灯的费用，并让住庵的章氏之孙觉旺全权掌管。为此，郑玉还呈请官府，请求按照国家的礼仪岁时致祭。郑玉此举，是鉴于章氏二女搏虎救母，其义行足以化民成俗。当年，郑玉曾走访孝女村，当地的父老犹能历历如绘地讲述孝女的事迹，对此，郑玉“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他赋诗三章：
嗟弱质兮，发至勇兮至仁，
鬼神兮感动，猛兽兮服驯。

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湫且洄，
山高水深兮天宇开，双鹤交飞兮孝女来。

生人兮林林，习俗兮日以沉，
仰遗风兮如在，慨千载兮良心。
　　“嗟弱质兮”系指和悦而能直言之貌，这里是说章氏二女以孱弱和顺之质，在亲人陡然遭遇不测的一刹那，凭借至仁的天性，迸发出天底下最为刚猛的勇气，这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难怪连百兽之王至灵之物也不得不俯首帖耳。
　　我曾数度徘徊于章祁、孝女村山后，眼前低矮的山坡，绝想不到此处当年会是藏龙卧虎之地……
　　歙南地处低山丘陵地区，现代的徽杭高速公路让此处成为一片坦途，极目望去，田畴桑柘，阡陌纵横。不过，遥想郑玉生活的年代，森森树木掩映之下，义姑岭显得山高崔嵬，附近如今缓缓流淌的大坑水，当年可能也显得极为深邃。这种山高水深的意象，亦不排除郑氏刻意营造出的对孝女敬仰的氛围。郑玉似乎在描摹孝女庙中对章氏二女形象之塑造——山高水深的背景下，天花飞舞，云气缤纷。云端中隐隐飘出一阵仙乐，两只仙鹤翱翔天宇，翼护着兰心蕙性的孝女从天而降……或许，当年的孝女庙金窗玉槛，幢幡宝盖，法鼓金铙，香烟氤氲。郑玉鉴于元季的礼崩乐坏、习俗颓靡，颇以人心世道为忧，亟思有以维持补救，于是便想到孝女的事迹，不禁感慨系之……
　　不过，元代的树碑立传，并未能长久维持。从方志的记载来看，明朝万历年间，歙县县令刘伸曾捐廉重修青山庵孝女庙，自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可能是由于历代重建的孝女庙基本上是倚赖官府的提倡与资助，一旦人亡自然政息，香烟冷落，殿庭荒凉，也就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
　　在唐代，章氏二女被视作孝女。而在南宋《淳熙新安志》中，章氏二女则被列为“义民”，所谓义民，根据作者罗愿的诠释，也就是“笃行之民”。及至元代，理学家更将她们塑造成犹如天仙般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章氏二女又被列入“列女”。对此，乾隆《歙县志》称：“歙称闺门邹鲁，盖山川清淑之气所独钟，抑亦程朱之教泽至今犹未泯也。”在素称“程朱阙里”的徽州，人们于章氏二女的事迹中，愈益强调她们的终身不嫁，奉事母亲。由此看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章氏孝女成了一个不断被形塑的象征符号，而其重塑过程则与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章氏孝女愈益成为矜式闾里、劝化桑梓的圣女，这引发了其他家族的艳羡和竞相效仿，于是，在徽州的一些家族中，也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孝行。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歙县棠樾的鲍氏——宋末，歙西一带萑苻啸聚，时肇祸衅。鲍氏九世祖寿孙当寇乱之际，以父宗岩为贼所执，缚于附近的龙山，行将处死。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去死。而鲍宗岩则以“子奉先祀，岂可杀之”为由，竭力劝阻。结果，父子二人争相受刃。……或许是父慈子孝感天动地，据说，霎时间，“山风怒号，骇震林谷”，乱贼相顾惊愕，最后只能将他们二人平安释放。为此，棠樾一带于明朝永乐年间被改称为“慈孝里”，鲍氏族人更在村中建起了慈孝里坊(这就是迄今尚存的棠樾牌坊群中的七座牌坊之一)。及至清代，乾隆亦曾御书一联“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予以表彰。其实，这一故事框架与章氏二孝女的事迹极相类似，只不过两个故事中的施虐者，一是自然界的庞然大物，一是人间的乱臣贼子罢了。
　　关于鲍宗岩父子，明代中后期，一位叫鲍泰的文人撰写了一篇《龙山庙记》，他追述往迹，怃然长叹：
　　邑孝女乡双庙祀唐章预二女史，书其搏虎救母，旌而祀之，曰孝女庙。先子常以其事追念先世未有知求孝女例为孝子庙，而徒为龙山庙也!(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木堂刻本《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百九十一)
　　显然，对于鲍宗岩父慈子孝事迹之宣扬，鲍氏后人似乎仍感意犹未尽。龙山位于棠樾村畔，乡人认为，危急关头风号贼散，冥冥之中显有神灵佑护，于是就在龙山之巅设坛建庙，每年春秋两次致祭。在他看来，祖先的事迹不仅令后昆引领怀想仰止心向，而且还明载史册举世观瞻，但如果当年能模仿章氏孝女之成例而在龙山上兴建孝子庙，引入国家祀典加以祭祀，从而得到官方的认同，那样，对于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其实，孝女庙的渊源很早，或许可以上溯至唐代。唐代是徽州社会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徽州府的前身歙州虽产生于稍早的隋代，但后世一州(府)六县的格局却基本上奠定于此时。徽州府最为重要的地方神“汪公大帝”之原型汪华，也是隋末唐初时人。及至明清时代，徽州的一些强宗巨族，纷纷将祖先中的名人(或虚构的名人)之专祠转化为宗祠、统宗祠，完成了宗族的统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传统文化资源上的共享，从而增强了宗族自身的竞争能力，进而加强了对于地域社会的控制。而歙南的章氏却未能利用先声夺人的传统文化资源，从而坐失了这样的良机。
　　章氏是徽州最早的一批居民，在歙南一带的分布不仅很早，而且在地域上也有较广的分布，以章姓命名的地名相当之多，如章坑、章湍、章村湾等，原本都是章氏祖先在地域开发、生息繁衍过程中留下的足迹。及至清代前期，在歙南，章祁、孝女村、狮川、程村降和刘村一带均有章氏分布，章氏孝女的事迹为他们耳熟能详：
　　缘身姓唐纪章顶公生二女，与母程氏登山采桑，母为虎所攫，二女号呼传[搏]虎，母获免，终身奉母不嫁，以孝行上闻。二女生前每岁赐给布帛，殁后赐银建祠，赐地安葬，蠲其户税，载在志书，诚千古不磨之盛事。历代以来，身姓支分派衍，散迁不一，即非聚族而居，亦莫不咸称二孝女为祖姑。但祠宇坟墓皆在治南卅五都二图地方，每岁清明标祀，凡属子姓，近者各派司年与祭，远者听其自便。
　　这其实是歙南章姓的共同记忆。三十五都二图亦即与章祁村毗邻的孝女村，在清代，当地是章氏一个主要支派聚族而居之处，其他的支派则分居于章祁、狮川、程村降和刘村等地。当时，章氏各派以孝女村为中心，以孝女祀会为组织，形成了章氏松散的宗族同盟。不过，章姓内部矛盾重重，纠纷不断，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即使是在外强环伺的生存环境下，也始终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族统合，这使得章氏的整体实力急骤下降。
　　在徽州境内，迄至清代，章氏人物的势力已无足轻重。以民国《歙县志》的记载为例，章姓人物仅见有寥寥四人。其中的宋人章如愚，字俊卿，官至史馆编校，著《山堂考索》一书，博览穷搜，累百万言，“几与马端临、郑渔仲鼎立”。据清人考证，“山堂”即章祁村后的山塘岭，章如愚以谐声自署，其人当系章祁村人。不过，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明人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竟将之列在外郡。可见，到明代中叶，名臣章如愚之为章祁村人，已不为博学之士所知。而与人物衰微相一致，在记载徽州一府六县望族分布的《新安名族志》(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中，章姓被排在后卷的倒数第三位，而且作为“名族”出现者，仅见有歙西南的棠坞一支，根本没有唐宋时代名噪一时的章祁章氏。由此可见，及至明代中后期，原本家世望重的歙南章氏之势力已日趋式微。
　　晚明“博物君子”李日华曾两度前往徽州礼谒白岳(齐云山)，第一次是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他走的路线便是徽州商编路程图上所说的“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路”，亦即经浙江昌化前往徽州的陆路。根据著名的《味水轩日记》所载，当月十四日，李日华至章祁铺，“见有越汪公祠，诘土人，不知公为何人”。有鉴于此，他随即作了考证，最后不太肯定地指出：此汪公也就是隋末唐初的汪华或其子孙。其实，“越汪公祠”正式的提法应当是“越国汪公祠”，亦称“汪越国公庙”或“忠烈祖庙”。无论如何，这一记载均说明，在十七世纪初叶，杭州至徽州的陆路是穿过章祁村内，而就在这一重要通道一侧，则巍然矗立着汪姓的祠堂。这让人颇感好奇——原本以章姓命名的章祁铺，村内的族姓格局此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因文献不足征，明代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偶然收集到的一册诉讼案卷，却披露了清代前期村内族姓激烈冲突的历史事实。
　　这册题作《囗囗古讼》的抄本(因封皮蠹蚀严重，未见书名中的前二字，故以“囗囗”暂名)，明显是站在汪氏立场上编纂的。一开头的投状有二，投状人是章祁汪氏一族，投诉的对象则是他们眼中的“逆仆”章氏，罪状是“逆仆叛主，歃血建祠，持刀凶弑，跳梁异变”——意思是汪姓的世仆章氏，不甘继续受主家奴役，企图摆脱控制，歃血建立祠堂，并持械与汪氏对抗。根据汪氏的说法，章姓数十人持械将汪氏敦睦堂门扇、板壁等打毁一空，汪氏喊鸣地保，将章氏人刀两获。作为见证，抄本另附有保长、卅五都四图族众十排的呈文。当时，歙县三十五都四图的保长和族众十排都由汪氏担当，他们的倾向性显而易见。族众十排的呈文指出：章氏共有男妇百余人，均为汪氏祖遗的仆人，每年均受主家犒赏，主家有事，则需受驱役。而且，章氏之婚配对象大半也是婢女。只是由于仆人章氏中因有多人致富，故而企图摆脱主家控制，他们建立祠堂和社庙，与汪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明清时期，徽州人打官司，深谙“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的道理，故而通常所见的诉讼案卷往往会将对手的控辩文字也悉数抄誊。对于汪氏的说辞，《囗囗古讼》中抄录了另一方事主的反驳，亦即书中的“逆奴第三词”，在这一禀词中，章明光自叙了家族的来历，以及定居章祁的过程。其中叙及章氏原系簪缨望族，后因身丁式微，汪姓蕃衍，以致村内强弱异势，备受欺凌。现在由于编造门牌而引发纠纷，章氏希望自立五甲四牌，单独编立，以免汪氏掣肘……
　　控辩双方哓哓不休，唇枪舌剑。随后的汪△△呈文中，反复强调章氏系汪族的世仆，指称他们“生居主屋、死埋主山、婚配主婢”，是不折不扣的世仆。并说：“逆仆△△兄弟等恃主优容，至富阳大开货铺，自藉温饱，妄思脱壳，胆敢倡聚，歃血结盟，建造祠屋，希图与主并衡，抗不附主门牌，是以生等蒿目伤囗，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以名门大族，岂甘群小跳梁？”此处的“脱壳”或“跳梁”，都是清代徽州人指斥世仆摆脱贱民身份的习惯性用语。为此，汪氏竭力阻止章氏建造祠屋，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建祠立社：
　　徽属六邑，主仆之分最严，凡有祖遗世仆，现在服役者，从无建祠之例，盖一建祠，则尊卑各分蔑尽背灭，本主亲族冠履倒置，莫此为甚!
　　对于汪氏的说法，在“逆仆第五祠[词]稿”中，章氏反驳前者是在诬良作贱，认为章祁一名起于章氏，章氏迁居在先，汪氏徙居于后。章氏在唐代有孝女二人，宋朝则有人官居相位，根本不存在由汪族犒赏、受其驱役之事，也没有住屋、葬山情事，声称自己所居所葬均系祖业，现有输粮税册可作凭证……
　　针对章氏声称自己出自簪缨望族，贡生汪忠呈文指出：章祁章氏是冒认孝女村章氏为同族，但却遭到孝女村章氏的否认。
　　官司至此，双方的冲突还在继续，接着的汪氏另外一呈指出：章氏“日昨下午扛抬旗杆路”，遭到汪氏阻拦，结果后者受到章氏数十人的围攻毒打，汪氏某人“周身上下，寸无完肤”，生命垂危。对此，“逆奴第六词稿”也从反面证实了双方的冲突。有关此次纠纷，《囗囗古讼》中收入的最后一份档案是“汪△△等呈”，从中可见，章祁章氏四处联宗，先是认族长于孝女村，继又认族长于呈村东村。他们仍在修建社屋、祠堂。这些，都引发双方关系的极度紧张……
　　诉讼案卷反映的年代是在雍正年间，当时，正值雍正皇帝下达开豁贱民的诏旨之后。雍正五年(1727)，皇帝诏曰：
　　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堕民相同。又有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楚。及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
　　雍正的诏旨出自其人的一念恻隐，但对于世仆、伴究竟如何具体界定，各级官府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十八世纪前期迄至十九世纪初叶，这一政策的探索过程竟长达将近百年之久。而在政策隐晦不明的背景下，地方上如何执行便显得颇为微妙，于是，在徽州：一方面，一些见多识广的徽州世仆奋起反抗，借此机会拼死一搏;而在另一方面，大姓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他们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加紧了对世仆的控制，而且还急不可耐地界定那些实际上并没有明确主仆关系的族姓身份，这也激化了徽州大小姓、主仆之间的纷争，引发了诸多的诉讼案件。
　　准情度理，章祁村中章氏的部分成员，因经济贫困而为同村汪族服役者容或有之，但他们定居在先，有自己的祠堂和社庙，并非汪族之世仆显而易见。在章祁村内，因族姓势力之盛衰递嬗引发的碰撞由来已久。及至雍正年间，徽州各地世仆的反抗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方终于借着编立门牌、建祠立社之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纷争投射到地名上，就表现为“瞻淇”地名的出现。
　　随着清代前期徽商的如日中天，徽州地名之雅化也进入了高峰时期。而将“章祁”易名为“瞻淇”，正式的记载最早便出现于乾隆《歙县志》，这是族姓冲突结果在官修典籍中的反映。
　　徽州俗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之说，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就指出：“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之后也。”地方神越国公汪华成为徽州汪氏共同的祖先。据一九二八年《越国汪公祠墓志续刊》记载，章祁汪氏是“六十八世时浚公由凤凰迁”。对此，乾隆元年(1736)开始编纂的《汪氏族谱》抄本记载：
　　六十八世浚公(迁歙南岐山始祖也。旧鄣祁，再名曰瞻淇，因遂家焉，诰赠承务郎)。公讳浚，字仲深，又字惟深，别号岐山，……于宋理宗时迁鄣，是为鄣祁始祖。生淳熙甲午，殁宝蝣甲寅……
　　耐人寻味的是，笔者手头的这册《汪氏族谱》抄本，其主要抄录者正是前引《囗囗古讼》中那位与章氏兴讼的贡生汪忠。而根据公开刊行的《新安西沙溪汪氏族谱》，其中虽也明确记载汪浚为“章岐始祖”但章祁并无“岐山”或“鄣祁”的写法，而他本人也根本没有别号“岐山”之记载。因此，有理由相信，该册正在编造的《汪氏族谱》之始祖别号及始迁地名，具有明确且功利的针对性。
　　在对祖先事迹的追溯中，饱读诗书的汪忠刻意将“章祁”改作“鄣祁”(简称作“鄣”)，以掩饰“瞻淇”源自“章祁”的痕迹。他还将章祁取名为“岐山”(又称始迁祖汪浚别号“岐山”)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南民间日用类书中，有《瞻淇重塑神像捐书》：“溯丰亨之有自，发祥当在岐山：念灵感之皆通，呵护更关淇水。……”可见，除了“瞻淇”外，汪氏还故意将章祁别称“岐山”、“淇水”，以《诗经》地名解构章祁，这当然是刻意以《诗经·大雅·绵》为典：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古公父。
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
　　古公父迁岐，是继公刘举族迁豳之后的又一次迁徙。此次迁徙之后，这一支“西土之人”便正式命名为“周”。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其南即著名的周原。汪忠将章祁改名“岐山”，这与他的始迁祖——六十八世汪浚别号“岐山”恰好吻合，企图借此确立汪氏对章祁土地的先占权，从而使得本族有关章氏“种主田，葬主山”主张成立，陷章氏于世仆之境(因为根据乾隆年间的政策，“种主田，葬主山”系判断是否世仆的重要标准之一)。
　　揆诸史实，章祁汪氏始迁祖——汪浚生于淳熙甲午(1174)，他于南宋理宗年间(1225～1264)始迁章祁，是时，章氏已在当地至少定居、生活繁衍了数百年。在南宋时期，汪、章二姓势力至少不相上下，甚至在明代，章祁汪氏的实力也并非明显占到上风。明代编纂的《新安名族志》，歙县大族汪氏支派中尚未见有章祁一支。
　　及至清代，章祁汪氏的实力大增。在章祁村中，汪氏占有绝对优势，村内虽然仍有章姓居住，但却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原本在歙南广泛分布的章姓，其中一支则聚居于毗邻的孝女村。而且，在歙南地域社会中，章祁汪氏也逐渐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汪氏原本是后起者，但由于徽州十姓九汪，汪公信仰又极为严密，在徽州具有盘根错节、异常庞大的宗族联盟，故而能后来居上。
　　近年来，民间文献的大量发现，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以地名研究为例，地名折射出一种历史记忆，它不仅具有地理方面的指标意义，而且还蕴含着人群、商业、宗族社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透过对历史地名变迁轨迹的追溯，可以揭示各地社会地理的背景，从中看出各色人群对历史记忆的创造和选择。
　　地名变迁中有一种现象，称作雅化，也就是由鄙野的地名转化成文雅的表达。明清以来，在徽州地名的雅化中，出现了许多以诗文(如《诗经》、唐诗等)为依据的雅化地名，这与徽州社会文化水准的提高密切相关。从“章祁”到“瞻淇”，是宗族社会背景下地名变迁的一种类型，这是在族姓双方势力悬殊的背景下产生的，势力煊赫的一方完全压倒了另一方，弱者的历史记忆几乎被完全抹去，雅化地名得以确立。
　　就上述的分析可见，瞻淇是徽州歙县南乡的一个村落，在历史上，“先有孝女，后有瞻淇”(歙南俗谚)，这一带最早是叫“章祁”，先住民为章氏。后来汪氏迁入，挟着徽州首屈一指的强宗地位，逐渐喧宾夺主，将章氏朝边缘排斥，并最终将之易名为“瞻淇”——该地名典出《诗经·卫风》“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句。从“章祁”到“瞻淇”，这一地名的嬗变，表面上是一种诗意的雅化，但在实际上，同音文字巧妙置换的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族姓纷争。从“章祁”到“瞻淇”，不仅反映了国家政策推行于地方并逐渐展开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且，地名的诗意升华，掩盖了地域社会中宗族激烈纷争的痕迹。透过对雅化地名的探析，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
　丁亥初春于复旦

文章原刊《读书》2007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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