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荻港章氏诗人群
1989年第4期湖州师专学报总第40期
朱 郭
一
荻港是浙江省湖州市中部的一个小自然镇，位于市区东南13.5公里，非今荻港乡驻地之袁家汇。清代属湖州府归安县。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记载，“统上、下堡，袤五里广二里。宋元时聚上堡，明嘉靖间倭寇肆焚，居民北徙就下堡”。由此可见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原荻港下堡才逐渐形成为一个稍大的人口聚落，至清代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地区处于苕溪支流岸侧，平原坦荡，水网交错，甚收鱼米蚕桑之利。据1982年第三次入口普查时的统计，共有人口3620人。估计清代远未达到此数。章氏一族在荻港人数很多，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荻溪章氏诗存》出版于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系荻港章氏家刊本，历经劫难，今巳成海内外孤籍。全书铅印共四册，线装大本，宣纸双页直排。由清末章丽农始编，儿辈章芸伯、孙辈章怡田、曾孙辈章芷生赓续，“网罗散佚，搜葺丛残，积数十年，凡得先代诗若干帙”。由于书未告竣而这些人都去世了，章奎(章丽农之侄)以及章锡三、章镜蓉、章道胰、章筱梅、章衡之、章爱存、章觉庐、章季厘继续搜辑选录，成于章奎之手。(见章奎《跋》)
全书所收作者，是当时已经作古的诗人，凡章奎以下的作品都未收入。按年代说，这些诗人诗作都是清代的。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点，有清一代二百年间，这个人口不多的小镇产生了章氏诗歌作者110人，诗1615首。其作者之众，篇什之广，而且具有一定质量，可谓并不多见。
二
爱乡怀乡的内容构成了他们的诗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士人生活和心态。以下几点可以具体谈谈。
首先，他们一般都有较长时间的宦游和客旅经历。那种交通阻隔的封闭式社会条件，使他们特别感到故乡的可爱，情不可遏地唱出思乡之歌。容谷曾多次跋涉皖赣闽川道上，他常常诉说自己的“还乡梦”(《山行日日见流泉悠然有作》)，想象中的“白苹洲上春风起”的时候，他就希望和朋友一起“相呼相约好归休”(《题同年钟岱峰给谏照》)，抓紧这大好时光不要辜负了“苕霄春深多病身”(《赠周桐圃给谏前辈》)。邃舫的还乡梦，强烈到了“羁心夜夜梦刀环”的程度，在欢乐的酬答间也情不自巳地泄露梦中的秘密。(《春林侄以弄珠楼宴集诗寄示，刘明府首唱，在坐皆有和章，因步原韵》)
因此，他们每逢友人先行还乡的时候不胜欲羡，恨不得乘风腾云，随同归去：“故人忽整倦游装，引我归心一夕忙。惟有梦魂羁不住，随君千里到吴乡。”(砚籽《送人归里》)一旦处于还乡途中，也就迫不及待地渴望早日见到故乡的一切，即使是微细的事物也能触发起欣喜之情：“麦苗短短柳舒芽，二月轻寒客到家。闻说今年春信晚，小窗犹及见梅花。”(邃舫《将到家作》)有的还预想得更具体，在“云水茫茫古渡昏”的时刻，对着“撅船飞棹浪珠喷”的景象，距离故乡越近，兴奋也就越加不可自控(珊渔《归舟杂兴》)。
其次，游子怀乡之情又是和故乡的风物景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经过人的奋斗而改造了的自然界，是那样具有久远的吸引力。他们喜欢用不无自豪的语气来申明自己是这块土地上所生所育的人：“我家苕水上，环舍清且涟。闲泛钓鱼艇，或棹采菱船。”(容谷《山行日日见流泉悠然有作》)或者在说明“家在清溪芦荻湾”以后，毫不隐讳还乡之意乃是在山水之间：“此去宅边皆有水，得归苕上岂无山？”(邃舫《春林侄以弄珠楼宴集诗寄示……》)他们在回忆故乡山水时觉得这样的亲切温暖。可举两例：
凤城雪后曙光温，春水苕矶入梦魂。烟柳碧笼渔父艇，露桃红映女郎门。夕阳寺里寻僧屐，细雨楼中对客尊。却怪浮名是何物，教人容易别江村。(砚籽《春日忆故山》)
玉钩淡挂柳梢斜，有客中宵正忆家。楼上何人吹玉笛？镜中明日满霜华。残灯无梦随乡雁，少日长吟伴草蛙。抛却苕矶秋水畔，几年马髁没黄沙。(子和《旅夜忆故山》)
对照来看，很有意趣。一个是初晴之日忆“春水苕矶”，一个是月明之夜忆“苕矶秋水”，一个揣想着故乡的桃柳渔舟古寺，一个更多地听见了当前的笛音雁鸣蛙声。但是，故乡的美好景物不论是“入梦魂”还是“残灯无梦”，都同样使他们心驰神醉。珊渔在归途中被吸引住的“满林紫霭凝秋汀，一缕轻烟识暮村”(《归舟杂兴》)，也是这种梦幻似的意境。寻常的村家炊烟、秋水林霏，都触动得他们归心如箭。有时在外地看到可爱的景物，还常常发现它们和故乡的相似之处，因而觉得它们也可爱起来。如菊人在山东济宁州鱼台县见到南阳湖中“多山颇秀丽”，就联想到“却似故乡清绝处，远山誊誊水鳞鳞”(《舟行即景》)。酉峰看到他乡的水，也能联想到它的源头来自故乡：“茫茫远下吴江水，滴滴多从簪上山”(《舟行》)这里都刻画了普遍性的心理状态。
同景色有关的是丰美的物产。秋风莼鲈是托辞，也许还有三分实情。珊渔的《归舟杂兴》在见到秋水暮烟时又想到“簖蟹初肥充晚供，溪菱初老足朝飨”，可以印证。菊人的《立夏忆乡味偶咏》是最为淋漓痛快的一首：“梅子微酸樱子甜，青螺去尾笋尝尖。烧春竹叶沾唇冽，制饵松花入手粘。细剥乌菱犀解角，嫩炊蚕豆雪飞盐。今朝客里逢佳节，那得家乡数味兼？”诗里不讳言吃，足以体现生活的多样化。普通的梅子、樱桃、螺蜿、竹笋、乌菱、蚕豆、酒、饼，都使佳节思乡的人馋涎欲滴，画饼充饥，一副老餐相，然而乡味乡情，却得到了充分表现。
再次，他们的怀乡思归都屏杂了浓厚的隐逸思想。山水田园诗在古代受到普遍的推重，以出仕为贵、以归隐为高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变生难测的仕途使他们向往隐逸出世的生活方式。无可在瑞典归国途中立志“便应泛宅还清霅”(《壬戌春余因病辞使职离瑞归国经德京作》)，这完全是追随唐朝烟波钓徒张志和的“浮家泛苕霅间，于愿足矣”。珊渔在《归舟杂兴》末了说：“江乡景物真堪爱，长得扁舟挈酒尊”，等于表示“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同是徜徉山水的隐逸之愿。吉裳在‘梦回吴岫”、‘忆到苕溪”时，‘便想拂衣归去好”(《春日偶题》)，也不外乎“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之志。要言之，一代风尚之故。
不妨用容若的《题同年钟岱峰给谏照》来进一步说明这个倾向。这首诗的开头写了他自己和钟岱峰的故乡生活：“水晶宫阕记吴兴，溪入余不最清美。君家一椽邻下居，黛色波光照人绮。我从玄真结茅屋，樵唱渔歌绕塘里。东西相望一日程，坐觉片帆真可倚。”这是说，他们在出仕以前过的都是不必为衣食犯愁的隐居生活。一个赁屋德清，一个家居荻港，相互熟悉，来往方便，都处于“黛色波光”、“樵唱渔歌”的美好风光里，暗示着二人具有共同的志趣。接着写到二人都应试中选在京都作官，“朝衫一著两奔忙”，年纪渐老，“劳尘”也受够了，就想要还乡归隐了，“君言仕宦为秋云，过眼飘飘一何驶，惟有闲身最堪羡”，无疑也使容谷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感我归思浩难止”。这种思想，也就是他在其他篇章里一再表示过的。如“回头贪看云归岫，滚滚何心恋逝川”(《建宁舟中星斋示诗有“故山薇蕨休回首”之句，反其意而用之》)，“萍梗生涯付一官”，“故里莺花归去好”(《壬子季冬留别在闽诸同年》)等等，在集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最后，他对还乡后的设想：“碧浪晴澜沙嘴阔，鸥梦时闲荻花里。玉鲈斫脍不论钱，堤树初红寥初紫。野艇参差杂凫鸭，钓筒茶具堪料理。”这也同他在尔后写的一样，“霜橙湖蟹登伴日，得看深秋黄叶山”(《送同年钟岱峰奉常南归，即次留别原韵》)，“赏蔓交丝春昼暝，醉眠锦幄听啼莺”(《岱峰临发，出画册索句，次原韵》)。都是说，恢复了出仕以前的优美环境中的悠闲岁月和优游生活。家居——思仕——仕宦——归隐，这种螺旋形模式正好概括了当时士大夫的生平理想、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而故乡和隐居是合二而一的，故乡是出发点又是终点，“彭城老守知相待，同买烟蓑上钓舟”(《送同年钟岱峰……》)，君不见他俩的同乡老友、曾任徐州知府的钱筑岩已经先行一步了？这种善始全终的模式是普遍向往的形态。倒是“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龚自珍《己亥杂诗》)那种依恋王朝的蕴藉敦厚之情并未流露出来。
三
描绘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是他们的诗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作品最多，最生动，最能体现他们的艺术特色。可从三方面来剖析。
第一，捅捉景物的特征，构筑宁静优美而豁朗的意境。自然美具有地域性的区别，正如沈德潜所说：“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却山川真目。”(《说诗阵语》)东西苕溪为太湖流域的主要水系，西起天目山，东连运河，属常年河，无结冰期。流域荡、漾星布，农田阡陌交错，桑林遍野，盛产鱼米蚕丝。作为章氏审美对象的，是苕溪及其流经的土地。他们较客观地描写对象，抓住了它的清灵秀丽的特点，较充分地再现了江南水乡的“山川真目”。例如“君不见苕溪之水碧于玉，粼粼春涨鸭头绿。红亭白塔峙中流，一棹烟波曲复曲。”(山甫《题张缓轩莺湖泛棹图》)这是写苕溪之水清丽可爱。“苕溪本是水云乡，况又沿堤种绿杨。远塔一枝看入画，小亭三面坐迎凉。”(归墅《晚坐纳凉》)这是写苕溪沿岸之灵秀可亲。苕溪之名得自芦花，“以其两岸多生芦苇，故曰苕溪”(同治《湖州府志》)，“苕溪夹岸多苕花”(光绪《乌程县志》)。他们很喜欢吟咏芦花：“水色苍茫里，摇空影自幽。团成千顷雪，绘出一江秋。”(肖梅《芦花》)“小船曲向溪湾去，一路苕花又荻花。”(山甫《村居》)充满他们的诗里的，还有“粼粼浅复生”的碧浪湖水(桂山《过碧浪湖望观山》)，有“瘦竹围菱蔓”、“垂杨络豆花”的水荡田园(洒山《苕溪秋泛》)，有‘溪光倒影”之中“渔火”隐约、“月转芦花”的秋夜(沧洲《碧澜堂远眺》)。
这些都表现了一个非常安宁静谧的环境。但是，这个环境是经过人们长期劳动才换得的，霞桴的《示里閈父老》可以说明：“莽莽芦荻洲，纵横水乱流。经营几岁月？沟画好田畴。渔网缘溪密，人烟近市稠。从来生聚后，风俗最殷忧。”这是一篇苕溪岸侧荻港镇的地形图和开发史。它本是水中央的几堆芦岗，经过人们上千年的经营垦殖，才出现了肥田沃土、渔业商市。诗里恰恰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并没有超然物外的气象，同仕宦还乡的隐逸之作迥然不同。因此，他们的境界宁静而不枯寂，清澈而不孤冷。这是值得称道的。如裴山的《新春日菰城舟中》：“习习条风到香川，轻帆荡漾渡头船。弄晴翠羽随风舞，鼓楫渔童掩笠眠。两岸遥添芳草碧，四郊新吐野花妍。韶光明媚今朝始，处处阳春乐有年。”船行所见，是空中的飞鸟，两岸的草花，风和水漾，渔童昼眠。声无嘈杂，却透露一派生机。再看敷山的《放舟湖蚨漾》：“艓子从风去，明波入望宽。渔炊一缕白，枫叶数株丹。凉雨落山趾，秋云生晚寒。凭舷方极目，斜月上帆竿。”同样是舟行，虽然时令巳到深秋，却并无一般容易产生的萧瑟之感。帆随风移，枫红炊白，雨止月出，夜晚的水面，开朗显豁，拓人心胸。这些例子都不是个别的。
第二，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表现轻快悠远的情趣。他们笔下的自然界使人觉得亲切熟悉。象“新畲土润”、“积雪才消”(霞桴《谷日至练溪》)这些平常习见的景象，“万峰吐秀”、“千壑奔流”(裴山《怀师贞读书菁山》)这些略带夸张的声色，都或浓或淡地染上了诗人赋予的意趣。裴山所写的“径草细含新雨绿，岩花初放晚霞红”(《山窗闲坐》)，在莲花庄的一泓清水里，“鱼衔莲影出，鸥拥藕花眠”(《莲花庄观莲》)，自然物都是无情还似有情，竞相萌发出跃然的生机。他们的敏感的触觉，常常会产生出自然物的一系列变态：“风近丛芦声似雨，月临远树影疑山”(葭村《野泊》)，“碧天印水明如镜，剪破凉云橹一枝”(敷山((晓泛碧浪湖》)。这些联想的结果，风声与雨声难辨，树影与山影共混，天光与水色相映，而船橹却又划破云天。诗人的从容不迫、闲散淡远的心境也都由此体现出来。
丰富的想象常常表现为近乎拟人的写法，使自然界带给人们的情趣突出起来。如枚川的《夏日禾郡归舟》：“扑扑微凉水面生，平明摇橹出州城。棹郎莫打津头鼓，万树蝉声送我行。”早上乘舟离开嘉兴，热闹的鸣蝉赶来送别。雩泉的《舟中对月》：“扁舟夜听榜人歌，一带溪光得月多。最是天公解人意，好山不放暗中过。”月夜行船，是老天存心让诗人把山色看个够。菊人的《碧浪湖浮玉塔》：“城南尺五水云乡，岚翠林霏接杳茫。可是湖光描不尽，掷将彩笔竖中央。”连天的高峰企图描绘湖景，把宝塔当作笔来使。这些想象都饶有风趣，可以玩味。
第三，运用自然活泼的语言，形成清新明快的风格。他们没有搜寻僻典生词，使用险韵拗句，力求明白如话，并且比较简洁含蓄。刘熙载《艺概》：“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赵翼《欧北诗话》：“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章氏普遍地向“易”、“炼”处努力。好的作品，能做到用词精炼，句法流畅，节奏圆转，表达浅显而内容丰富。如‘峰多烟雾合，水远树天低。嫩绿桑千亩，新黄菜一畦。”(怡田《自郡城归舟泊中沚登文昌阁远眺》)看似信手拈来，平淡无奇，但却是经过锤炼以后所达到的自然之境。前联是从大处落笔，勾画出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后联则具体写到其中的一个村落。前联是远景，后联是近景。“合”、“低”以写山之环抱、水之纵流，山之“多”才使烟雾笼罩为之合，水之“远”才使树天相连为之低。“桑”“菜”有数量的区别，“嫩”、“新”有生态的近似，而色彩相映，生意勃勃，是体现诗人惊喜不已的心情。再如，“连朝梅雨喜新晴，帘卷庭前众绿迎。邻院好风刚送到，繅丝声杂读书声。”(晓帆《初夏喜晴》)从前几天写到当前，从自己的庭前写到邻院，从视觉写到听觉，缤纷杂呈，立足点却始终在帘内，一气呵成，用“晴”一字贯穿，“迎”、“送”略有拟人意味，其余都是常语。《春日苕溪舟中》则手法略有不同：“春来到处惜芳菲，且卸轻帆敞板扉。野岸桃花斜照里，声声唤卖鳜鱼肥。”(韵湄)首句是总写，抽象了一点；次句落实到观赏的动作，正因为芳菲可“借”，才“卸”帆“敞”篷而流连，补足了上文。三、四句有色有声，是夕阳渔家的录音录象。一个平常的场面，被“肥”字振奋起来，是鳜鱼的“肥”美还是叫卖声的“肥”润，抑或兼而有之，适足以引人遐想。这许多诗形成的风格，都够得上俊爽明快、清新挺拔的评价。
当然，也有许多诗不免流于散文化。例如一位诗人写病起放舟，才隔了十来天春色巳经迅速降临人间：“四顾绿成荫，隔岸迷旧址：岸柳翠欲垂，舟入杨花里，杨花似雪飞，雪犹非其比，堕地粘作团，时复因风起。……是处皆可娱，无须择所止。”(容谷《病起放舟作》)这段诗完全是一些押韵的散文。其实容谷是这一群中首屈一指自成面目的诗人，只因为他的描写江南之作极少，故不在这里重点论述。不过或贬或褒，近千年来诗歌语言的趋于散文化倾向，却是无庸回避的事实，这里面确实有些规律性的东西。
章氏诗人的艺术师承，主要是苏轼、陆游、范成大的农村题材的诗。尤以苏轼影响最大。他们所用的题目，如《金莲寺用东坡夜坐联句韵》、《立夏前二日，同人游道场山遇雨，用东坡韵》(容谷)，《正月二十日登含峰，用东坡往歧亭诗韵》，(苇江)，《对雪用东坡尖叉韵》(莲石)，《拟东坡辘轳歌》(沧洲)，《拟东坡雨中游灵感观音院诗》(子蔚)，《阻风高邮用东坡集中韵》(山稼)，这类例子俯拾即是。其次如《寒夜不寐效放翁作》(裕庵)，《晓发剑州用陆放翁宿武连县诗韵》、《宿武连驿用放翁韵》、《东游浃辰，庭梅三五树零落略尽，因忆放翁“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之句，漫成一绝》(容谷)，《意行村陌效放翁》(紫璇)，也属常见。此外，涉及陶渊明、杜甫、韩愈、王士祯的，都只绝无仅有。苏轼之所以影响特大，不能不推及科举取士的试帖诗以东坡为范本之故。
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出现杰作，其成就比起这些前人来也很有限。“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清朝人自己早承认了这点。问题不仅在于这些作者的思想抱负、生活阅历和艺术功力的局限，还由于清朝统治在政治、文化上的严厉钳制和功名利禄引诱下的儒林风气，诗人们多所忌讳、回避和迷惑；同时，一种艺术形式业已发展到了高峰，后来居上也就增大了难度，清诗追踪唐宋，超越元明，其实绩很不容易才取得。但是纵观之下，脚印深入不下去，翅膀也飞腾不起来，不论沉雄深厚的现实主义或是飞扬腾踔的浪漫主义都很缺乏。谈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龚自珍说过的“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己亥杂诗》)，论述的对象各异，却使人怀有同感。
四
反映湖州及附近地区的社会面貌与民情习俗，揭示和同情封建统治下人民的苦难，这类作品为数不多，但却是最足珍贵的部分。
“往来自此经行熟，蓼渚藤湾路不迷。”(邃舫《村家再叠前韵》)“夕阳村舍枕清流”，“闲时喜问耕农业”。(珊渔《舍北即事》)这些诗人大都生活在中下层，接触群众的机缘本来很多，但政治、文化上都有天然的屏障。他们的视线所及往往只是乡村生活和谐、欢快的一面，纵目流观的只是村塾散学的儿童跃上“板桥齐放纸鸢飞”(葭村《读书村南杂兴》)，戴上笋壳帽跨了竹马“偷赴沙滩排野阵”(韵湄《观村童嬉戏》)。这些篇什
里可以一看的是记述岁时节令习俗的诗，如裴山、紫璇同题的《五日》，枚川的《清明日登含山》。还有苇江的《正月二十日登含峰用东坡往歧亭韵》记载着“几家彩缕补天痕”，自注“是日为天穿日，俗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上，名日补天漏”，这真是有趣的习俗，可以激发无穷的想象，譬如说“女嫡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李贺《李凭箜篌引》)是否也与此有关。
部分诗人能注视到人民主要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同时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爱增态度。“谁绘豳风图一幅，白云深处倚楼人？”(沧洲《观稼阁远眺》)这不免站得高了一点，“不见伍胃门外路，啼饥江北有流亡?”(月樵《山塘杂咏》)却又不免站得远了。鹤汀比较能够急农民之所急：“知是老农齐望泽，大施霖雨出山来。”(《游弁山顶黄龙洞》)晋斋就干脆指出：“荠盐苦度秋成薄，薪米惊闻市价增。”(《除夕》)那年头是活不下去的年头了，云权大声疾呼：“蓬户频传剥啄声，田荒何计了官征?”正义的诗人终于把矛头指向封建剥削制度，虽则徒然是“但愿穷老荒村无剥啄”(邃舫《拟古碌碌词》)，毕竟给他们的诗册抹上了光彩的一笔。寥寥的概括叙述和直拧胸臆，也有相当的容量。
由于地方特点，反映蚕桑业的题材很丰富。“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州独甲天下”，“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朱国祯《涌幢小品》)养蚕主要依靠妇女干活。“辛苦连番郎若何？田歌唱罢唱菱歌。只须免得号寒虑，也算侬家替力多。”(杏南《祈蚕词》)男子主要从事田里和水面的劳动，妇女对“独甲天下”的蚕桑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的笔下，呈现了一幅幅采桑育蚕的生动画面：“乍寒乍暖育蚕天，村北村南苇箔悬。梯倚夕阳忙采采，隔墙人语绿云边。”(山甫《采桑词》)采桑是很忙碌的，从“采桑侵早到南岸”(杏南《祈蚕词》)一直到“晚风催促剪刀声”(山甫《采桑词》)，养蚕尤其辛苦，“吴蚕睡起恰初晴，饲叶人家笑语轻。斜日板桥无过客，村中鸡犬不闻声。”(裕庵《村行》)一切都是静静的，整日甚至毕生都投入了这种沉默的事业。“风递连村煮茧香，缫车声里妇姑忙。今年蚕候分迟速，五月中旬尚采桑。”(静园《舟中偶书所见》)这是说从饲蚕到缫丝都同时在紧张地进行。“归安之水宜蚕丝”，“湖丝遍天下”。(《南得镇志》)诗里赞叹着：“缫丝一辆白如霜，锦绫组织交辉光。”(子蔚《白丝行》)
这就是劳动的硕果。然而当时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都有一番悲惨的命运。古农的《蚕妇》、怡田的《蚕妇吟》、霞桴的《过震泽》等用白描、概叙、反衬、代言的不同手法诉说了蚕妇织女的痛苦生活。“夜半篝火眠未得，饲蚕才罢又儿啼。”(《蚕妇》)“一家五六口，坐见伤调残。殷勤顾蚕熟，寝食遑求安？蚕饥中夜起，妾欲摧心肝。”(《蚕妇吟》)生活的重担压在柔弱的双肩，为了养蚕而“堪叹全宵未着眠”(杏南《祈蚕词》)，巳是普遍的写照。“莹白西绫照眼辉，市头夸说邵家绫。(绫出邵家者为最)却看机上辛勤女，尽著深青大布衣。”(《过震泽》)其寓意不过相同于前人早就写过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却因为更贴近实际生活，另有其感染力和可信性。
其他劳动生活场面相对写得较少。其中有渔民多子女之苦：“渔翁向老不知年，时为儿多亦惘然。阿大近来要娶妇，分居须费买船钱。”(容士《渔父词》)有船工拉纤大风当头的艰难步伐：“弯环舟子背风来，十步五步仍倒回。”(虎侯《舟行大风不能抵郡》)尤以容士《渔父词》构思新颖，同张志和笔下隐士的化身大异其趣，却可以使人发出苦涩的会心的微笑。
最为怵目惊心的是湖州水灾的实录。东苕溪自山区进入平原后，地势低洼，流量大而流速缓，排水不畅，易成内涝。西苕溪源短流急，因而其弊更甚。它们的发源地天目山是浙江省的一个暴雨中心，历来常多水患。西苕溪洪峰到达又较东苕溪为早，不但抢占东苕溪入太湖的水道，并由支流倒灌东苕溪，以致两溪的水大量迂回，积涝成灾。虽然偶而也因干旱而引起了农民的泪雨：“一点雨，一粒粟。雨如珠，米如玉。可怜有田皆化石，老农日日悬耜哭!”(宓斋《苦旱词》)但更多的是水乡泽国的哀鸣悲号。乾隆年间仕宦北京的人所写的《闻故乡大水》(容谷)只是透露了一些消息。嗣后的大水就有了更深入的记述。道光三年(1823)，江南大水，湖州尤甚。且看水势之猛：“何期连夜雨，檐溜肆漰洁。涸涸下庭阶，盆盎动盈尺。”(颖锋《淫雨叹》)“涨添三五丈，汩汩水横流。一夜田成海，千家宅泛舟。……银鳞上阶浮。”(山甫《夏五月淫雨连旬，没阶沉灶，民鲜安居，湖属归安、乌程、长兴、德清四县尤甚。余积愁难遣，诗以志之，次宓斋兄韵》)“平地水深尺，陆行舟楫通。”(沧洲《桑复生》)偏偏这一年越冬作物长势很好，可望补足上年的歉收。加上养蚕开始不久，也需要有个晴天。可是人民生活遭到了意外的严重威胁：“月已届清和，余寒犹脉脉。坐见茧丝空，何以成裘帛？田家衣食资，顿此遭狼籍!”(颖锋《淫雨叹》)。
这项题材中，菊人的《吴兴水灾叹》写得最详尽。它先是感叹丰歉虽是岁之常事，但自然界总是人的衣食之源。接着就说不料大雨连旬，平地成河，具体描绘了水灾中的惨景，表现了农事的绝望：“釜灶听蛙鸣，田腾看耕畜。浩荡劫沧桑，禾畴敢望熟？”然后写出作者凌晨沿溪目睹耳闻的情景：“溪边浮人家，户牖架横木，逼仄如桥行，翻水儿啼哭。东邻泣颓墙，西里忧圯屋。”至于这些作者对于冲击波所引起的心灵反应，却是很有差异的。有的是“触目优如炽”(山甫《夏五月淫雨连旬……》)；有的说“勉哉循吏贤，及早恩膏沐”(菊人《吴兴水灾叹》)，把虚妄的希望寄托给清官明君；有的思前想后，一无善策：“我日坐愁城，慨叹了无益”(颖锋((淫雨叹》)，却表示了对当时现实彻底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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